農村報如何普及法治觀念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很快，農村大眾報就籌劃相關報道，以自己的視線，從農村視角關注農村法治，並提出了“依法治村”的概念和思考。

怎樣報道才能引起讀者興趣和關注？在准備採訪的過程中，我們初步設想先查找一些資料，並聯系相關部門，對“依法治村”先有一個面上的把握，然后下鄉，從縣鄉司法部門入手找故事，順藤摸瓜進村進行法治調查。

很快困局出現了，是關於採訪對象的。一通電話打下來忽然發現，從理論角度談法治建設或談城市法治建設的相關專家學者一大把，但對於基層法治，對其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學者寥寥無幾。政府部門在這方面的資料也少得可憐，更別提統計數據了，有的甚至把上門採訪的記者當成了採訪對象，從記者口中了解基層法治建設的情況。

法治建設，農村遠遠落后於城市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的法治建設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依法治國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由於城鄉二元分治治理結構長期施行，法治建設的重點在城市，農村法治建設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最終導致農村法治建設、基層法治研究嚴重落后於城市。

採訪中，有多位農民表示，“動了官司就是幾代的仇”“打官司是丟人的事”，寧願選擇忍氣吞聲，輕易不進法院。這固然與傳統的賤訟思想有關，但他們也有自己的算盤：打官司首先需要很大的費用﹔其次，花費的時間太長，與其打官司還不如把時間花在賺錢上。

採訪過程中，為更好地了解農民對“依法治國”的認識程度，當前農村社會法律生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等，我們設計了鄉村法治調查問卷，隨機調查上百人。調查結果顯示，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39%的受訪者選擇私了，52%的選擇向村干部或政府求助，僅有9%的受訪者選擇到法院起訴。

法學家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但農民不信仰法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調查顯示，56.3%的受訪者表示，當地鎮村干部在處理社會事務時，更多依靠地方政策文件和上級指示，而不是依靠法律法規。有48.7%的受訪者認為當地執法透明度不高，打官司要找關系，還有26.8%的受訪者認為打官司就是看誰的關系硬、誰的錢更多。

由此可見，農村是法治建設的短板，也是法治建設的重點。我們現在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13億人口中有9億人生活在農村。可以說，沒有農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整個中國的法治化。

抓住了農村，也就抓住了依法治國戰略的主要環節。換句話說，法治中國建設再次起跑，農村不能再次被落下。

從現實切入，描述山東法治建設的鄉村樣本

面對現實情況，我們重新調整了採訪思路。新聞事實發生在山東6000多個村子裡，我們要採訪的對象也在那裡。我們需要進村，聽農民講述與法律有關的事情。

惠民縣姜樓鎮孟家村村民張祥(化名)家中老人去世，村集體想把老人的承包地抽回，分給村內新添人口。張祥不服，直接把村集體告上了法庭，最終法院判決張祥勝訴。

家住萊陽市高格庄鎮大薛村年近70歲的梁孔強老人和二兒子因為養老的事鬧到了法院。

……

一個個鮮活的事例，給農民依法維權提供了參照和榜樣。

為讓更大范圍的農民兄弟在更深層面上掌握“依法治國”的會議精神，尤其是與其生產生活能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把“依法治村”的傳播重點放在報道農民關心的土地、婚姻、贍養、經濟糾紛、村規民約等身邊事上，以他們身邊的案例切入，報道圍繞一個個主題展開，解決一個個農民應該關心或者正在關注的問題，而不是停留在面上的政策解讀、消息發布上，這對幫助農民提高對改革舉措的認知性、避免其因信息傳播不到位而導致“概念模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採訪對象上，為增加報道的代表性，我們選擇了濰坊、濟南、濱州、菏澤、煙台等多地市的村庄，把其作為“依法治村”的新聞觀察點，通過記者的觀察，“解剖麻雀”，呈現山東普通百姓對“依法治村”的理解、追求和困惑。如我們還設計了調查問卷，直接下村“掃街”，與村民拉家常，邊採訪邊進行問卷調查。同時，從多地十余家律師事務所入手，挖掘出大量的典型案例，豐富了報道內容，使“依法治村”報道更具深度和厚度。

接地氣，站在農民那一邊講故事

10多年前，濱州市濱城區濱北街道辦事處的兩名村民承包了3畝地一起搞養殖，土地的承包期為20年，土地均分后兩家使用。由於承包地是其中一名村民村裡的，承包合同上就隻簽了他一個人的名字。幾年之后，兩人都想擴大養殖規模，但適合承包的地塊越來越難找，兩人就打起了對方土地的主意。2012年，法院判決在承包合同上簽字的村民勝訴，另一名村民雖然對判決不服，但也沒辦法。

這是“依法治村”系列報道中的一個事例。在採寫這組報道時，記者沒有像有的媒體那樣，請專家從宏觀、理論層面進行高端解讀，因為那些抽象拗口的術語、深奧難懂的理論，容易把文化水平偏低的農民朋友帶到雲裡霧裡，對黨的會議精神不但起不到傳播宣傳的作用，反而可能讓農民敬而遠之。

在寫這組報道時，記者採用“講故事寫新聞”的方式，選擇那些能夠引起讀者興趣的人——農民，由他們的身邊人做主角，他們會更好地理解這組報道。

幾乎每一篇稿件都是由一個鮮活的農民的親身經歷引入，故事來自鄉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對農民朋友來說，他們在報道中能看到與自己生活環境相似的情景、與自身生活境遇相近的情形、與自我追求目標相同的情感等，這是最為關鍵的感受。在感性的故事中他們可以找到“自我”，在關鍵問題上可以找到“共鳴”，在細節中實現“共情”，最終讓“依法治村”入腦入心。

“新聞故事”不僅好聽還要有用。報道中，我們選用了大量的案例，並請法律工作者進行了點評。報道中，記者大多用較大篇幅具體描述案例，有地點、有人物、有事件、有當事人的敘述和說明，這些都是典型案例的細節。細節描述看似具體微觀，但對農民而言最有效果，比一開始就講大道理、大概念能讓農民更容易進入新聞報道的情境中。

報道刊發后，引起了很大反響。有多位農民打電話找到記者，講述生產、生活中遇到的法律糾紛，反映當地“依法治村”中的問題。雖然許多事情記者無法、無力幫助解決，但至少這組報道如一塊扔進平靜湖水的石頭，蕩起了層層漣漪，引起了農民的關注。

依法治國，最該先喚醒的應是農民的法律意識，依法治國應先從“依法治村”開始。期盼這一輪法治建設，農民不會被再一次“忽視”。

（曹君仁：農村大眾報副總編輯﹔郭杰：農村大眾報記者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