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電視媒體健康傳播視角下的抑郁症

摘 要：近年來，由於抑郁症患者人數的不斷攀升、發病率高、與自殺關聯度大、疾病負擔沉重等原因從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然而，抑郁症作為精神疾病的中的一種，在我國卻長期背負著“污名化”的標簽。如今的電視媒體作為公眾獲取健康信息的主要渠道，能否以正確的態度接納抑郁症，能否在報道中揭去其“污名化”的標簽，已經成為公眾認識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重要影響因素。

關鍵詞：電視媒體﹔健康傳播﹔抑郁症

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醫療衛生設施條件的日益改善，各類疾病的威脅已經大大降低，但是，一種特殊的慢性疾病——精神疾病開始走進公眾的視野。而作為精神疾病的一種，抑郁症因其發病率高、與自殺密切相關而受到大眾媒體的廣泛關注，成為當下大眾媒體健康傳播的熱門話題。

在我國，電視媒體作為公眾獲取健康信息的主要渠道，能否以正確的態度接納抑郁症，能否在報道中揭去其污名化的標簽，已經成為公眾人士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重要影響因素。本文以健康傳播的視角，探究抑郁症在我國當代電視媒體中的傳播狀況。

一、健康傳播和抑郁症傳播在我國的發展

“健康傳播是一種將醫學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的健康知識，並通過態度和行為的改變，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個社區或國家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准為目的的行為。[1]”健康傳播最早發端於20世紀40年代美國的流行病學研究，后來在此基礎上出現了早期醫學中的“治療性傳播”概念。到1971年，美國著名的“斯坦福心臟病預防計劃”的出現，則是標志著健康傳播研究的開端[2]。上世紀80年代，以預防艾滋病為主的健康傳播活動，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發展。

就我國而言，我國對於健康傳播的研究相對西方要晚的多。韓綱認為，我國學界開始接納健康傳播概念始於1987年的全國首屆健康教育理論學習研討會[3]。長期以來，我國衛生界、新聞界有關健康信息傳播基本上局限“衛生宣傳”和“健康教育”的范疇。健康傳播概念在我國的確認，最初開始於健康教育學術界，並而非傳播學界，傳播學對於健康傳播的研究相對滯后。

進入新千年后，隨著2003年“非典”在我國的爆發，我國大眾媒體開始對於健康傳播予以廣泛關注﹔在此之后又因“蘇丹紅”、“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故的頻發，推動了我國大眾媒介的健康傳播發展。

抑郁症作為健康傳播的重要議題之一，世界衛生組織官方網站給出了如下定義，抑郁症是一種常見精神疾患，患者心情郁悶，喪失興趣或享受感，產生負罪感，或自尊心不足，睡眠和食欲紊亂，身體疲倦，注意力不易集中[4]。據WHO的統計，當今世界估計共有3.5億名抑郁症患者。2003年，抑郁症同艾滋病、癌症一起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21世紀三種重大疾病和預防重點。據調查統計，2007年，我國范圍內已有抑郁症患者約3000萬人[5]。就疾病負擔而言，到2020年，抑郁症將成為我國繼心臟血管疾病后的第二大疾病[5]。

然而，正是這樣一種高發的精神疾病，在我國卻長期不能以疾病的姿態進入人們的視野。20世紀90年代中期，“抑郁症”這個名詞在國內還未流行，大多數民眾排斥所謂的抑郁症，並不認為情緒和精神方面的問題需要通過吃藥來解決，而當時恰逢抗抑郁藥物“百憂解”在中國上市，其銷量和大眾認可度由於國內民眾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而一度受阻。而在更早的20世紀80年代，我國通常將抑郁症診斷為神經衰弱。從醫生到患者，都回避對於精神疾病名詞的使用。美國學者阿瑟·克雷曼在20世紀80年代曾指出：“抑郁情感在中國的不可接受是因為它意味著精神病的污名和對社會和諧的破壞。[6]”由於抑郁症在我國背負著沉重的污名化標簽，它在我國的文化語境中成為一個敏感、消極負面的詞匯。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抑郁症患者人數在我國的不斷增加，由於抑郁症而導致的各類安全事件頻發，使得健康傳播視角下的抑郁症疾病在我國日益成為研究的熱點﹔尤其，對公眾人物如崔永元、張國榮、陳琳等的抑郁症案例的報道，則大大加強了健康傳播視角下抑郁症在我國的傳播。

2003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開始把抑郁症引入中國大眾的視野，提出了“抑郁影響每一個人”這一主題，抑郁症開始在大眾媒體上得到重視。2006年10月13日，“首屆中國健康傳播論壇”在清華大學舉行，會議首先肯定了媒體在傳播衛生健康信息上的作用，同時強調媒體要加大對健康觀念和健康價值觀的傳播。

二、我國電視媒體在抑郁症傳播中存在的問題

作為公眾獲取健康信息的主要來源，大眾媒體傳遞的健康知識對於抑郁症在受眾腦海中的形象建構、受眾對於抑郁症的認知和行為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如今的大眾傳媒能否用正確的態度接納抑郁症，能否在報道中揭去其污名化的標簽，已經成為公眾認識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重要影響因素。因而，借助健康傳播研究的視角，探究大眾媒體中，尤其是電視媒體視角下的抑郁症傳播，是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和必要性的。

但是，由於健康傳播在我國起步相對西方國家較晚，發展尚不成熟，加之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大趨勢當中，大眾媒體在健康傳播中仍舊存在諸多的問題。對於抑郁症的研究和傳播來講，仍然處在邊緣化的尷尬境地。董偉指出，我國媒體對抑郁症的報道人就局限在醫藥學專業的角度探討，抑郁症尚未普遍進入公眾關注的事業[7]。

我國當代電視媒體對於抑郁症的傳播中還存在諸多的不足，抑郁症的醫學化形象仍然沒有被准確地塑造起來，抑郁症的污名化標簽仍然沒有揭去，其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健康傳播視角下的抑郁症傳播並未真正走入主流媒體視野

董偉認為，從抑郁症報道數量而言，媒體雖然對抑郁症問題日益關注，但該問題並未普遍進入大眾化和主流媒體的報道視野﹔大眾媒體開始承擔起告知義務，但仍處於起步階段，媒體報道內容存在偏見和歧視，出現抑郁症患者失語的情況[7]。總體而言，作為健康傳播的研究課題，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等主流媒體框架下的抑郁症研究仍然處於鮮有涉足的局面，亟需得到重視。

（二）抑郁症傳播在電視媒體日益激烈的商業競爭中被弱化

由於當前我國電視機構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商業化運營，高收視率已成為大多數電視機構追逐的首要目標，導致了健康傳播在電視媒體中的關注度大大削弱。根據宋永琴、蔣思羽對當前我國電視健康類欄目的檢測發現，絕大多數的健康欄目播出時間基本集中在早晨、傍晚或凌晨等非黃金時段，盡管能夠滿足老年觀眾的需求，但是相對而言，卻忽略了大部分青年和少年人群對健康信息的汲取[8]。作為健康傳播重要議題的抑郁症傳播也就不能達到良好的宣傳教育效果。

（三）電視媒體在對抑郁症的傳播中存在諸多失范

首先，是電視媒體對於抑郁症患者大多以負面形象予以定位。由於實際操作上的限制，多數報道因難以採集到深層信息，隻能憑借常識進行簡單判斷，將抑郁症作為事故產生的原因，並運用類似“黃色新聞”的表現手法突出傷人者的抑郁症患者身份。所以在許多的報道當中，抑郁症患者被刻畫成了“自殺者”、“肇事者”等形象，報道將抑郁症患者和肇事者聯系起來,畫面中多次出現血腥畫面，且整個新聞內容一味描述患者在患抑郁症之后的各種反常行為，極易在觀眾中形成對抑郁症患者負面的“固定形象”。

這些報道將“患有抑郁症”作為導致自殺或行凶的因素，並不關注抑郁症患者當時的康復狀況，而將過往病史作為下結論的主要依據﹔另外，電視媒體在抑郁症報道中，沒有足夠重視傷害行為發生之時的真實狀態，以及其他致死因素，在報道中也很少有權威專家或相關單位給出當時患者的精神鑒定或權威意見，多數只是記者自己的聯想，在認定了抑郁症的危害后，忽略了其他因素。

其次，電視媒體在對抑郁症報道的過程中缺少對抑郁症人的關愛報道，以及如何與患有抑郁症疾病的人相處的報道，造成了新聞報道失衡，缺乏人文關懷，缺少對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支持。如《東方時空》2006年以抑郁症為主題的《你抑郁過嗎？》的專題報道，報道中隻解析了抑郁症的病因，抑郁症在發病過程中的不良反應，民眾對抑郁症患者的看法等，但是卻對抑郁症究竟該如何治療這一議題卻沒有過多的提及，造成了報道的失衡。

第三，電視媒體報道對抑郁症這種精神疾病的片面化解讀。從我國電視媒體的報道中可以看出，電視台更偏向於“事件性”的新聞報道。具有沖突性、有噱頭的個案報道依舊是電視媒體主要聚焦點，這些報道聚焦於抑郁症患者發病時候的不良反應、反常行為甚至是自殺、行凶等等，其主要目的僅僅只是呈現出新奇的新聞事件以滿足大眾的涉獵心理，借此提升收視率，造成轟動效應。在這種方式的報道下，電視觀眾大多隻能從中獲取負面信息和情緒，難以從這些報道中獲取對抑郁症的整體、科學的認知。相反對於抑郁症的權威解讀，如治療、預防等方面的知識性報道卻鮮有涉足。

最后，在對抑郁症患者進行採訪報道中並沒有完全做到對抑郁症患者隱私的尊重。在很多報道當中人們不難發現，由於媒體對患者真實信息，如家庭住址，姓名，職業，患者相貌，家人信息等的曝光，都給患者日常生活帶來諸多不便。

總體而言，電視媒體中關於抑郁症報道的失范表現都不利於受眾對於抑郁症的全面了解，不利於抑郁症在中國污名化的祛除，也沒有達到對健康知識應有的宣傳效果。

三、抑郁症傳播在電視媒體健康傳播中的改進對策

衛生部2011年刊文稱，抑郁症患者的年復發率在30%以上，而就診率卻不足10%。而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20年抑郁症將成為非衰老性死亡和殘疾的第二大原因。所以，作為一種發病率較高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在我國的發展現狀理應受到重視。而被稱作“第一媒體”的電視媒體更應當承擔起對抑郁症傳播的責任。

第一，電視媒體要對健康傳播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研究，逐步完善我國電視媒體中健康傳播的框架，改變我國電視媒體健康傳播當中重“身”輕“心”的局面[8]，將精神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的健康傳播逐步納入到我國主流媒體的傳播框架當中來。

抑郁症作為一種精神疾病，在疾病醫學化的趨勢下理應得到一個健康的疾病形象。於我國而言，抑郁症在醫學化的過程中，去污名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這就需要媒體在選取新聞點和報道時，合理地呈現抑郁症及抑郁症患者的形象，淡化自殺以及其他嚴重的后果。此外，健康的疾病形象的建立，還應該還疾病本身一個話語權，而非將其作為一個身份形象的標簽。對電視媒體而言，抑郁症報道應當切實以抑郁症為報道核心，充實其疾病知識、強調抑郁症的治療以及治療渠道。努力揭去我國多年來加在抑郁症上的污名化標簽。

其次，電視機構不能隻顧經濟效益，而忽略電視媒體對社會所應當承擔的責任。作為大眾媒體的電視，更加要注重社會效益，要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並且要將社會效益置於首位，努力承擔起向受眾傳播健康知識的責任，電視媒體要努力加大健康傳播的力度，在頻道欄目設置中，要為健康傳播欄目的播出調整時間，擴大受眾人群的范圍，提高抑郁症在我國大眾中的認知程度。

第三，電視媒體在對抑郁症的報道當中應避免失范行為的出現。

如果在對抑郁症的報道中沒有把握好尺度，不僅會在觀眾中形成錯誤的健康意識，更會危害到全社會的健康狀態。電視媒體在報道中，要努力矯正抑郁症患者在觀眾中形成的“刻板印象”。電視在對抑郁症的報道更加注重對抑郁症治療方法的傳播以及對抑郁症患者內心與精神上的關懷和支持，增強病患戰勝疾病的信心。與此同時，報道中還要注重對患者隱私的尊重，保護病患的合法權益，避免給其生活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電視媒體作為我國大眾獲取健康知識的主要信息渠道來源，隻有在對抑郁症的報道中避免各類失范行為的出現，才能做到對抑郁症的准確解讀，才不至於對大眾產生不必要的誤導。

四、結 語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抑郁症作為精神疾病的一種，健康視角下的解讀依舊不足，其傳播也還處於邊緣化的尷尬境地。大眾媒體，尤其是作為“第一媒體”的電視，在對抑郁症的健康傳播方面還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當然，隨著我國大眾對於精神疾病認知的不斷提升，電視健康類節目的不斷增加和日益規范化，相信在未來，抑郁症的“污名化”標簽也將被揭除。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教授）

參考文獻：

[1] Rogers Everett M. (1994). The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8(2).

[2] 解菲.淺談健康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J].今媒體,2009(10).

[3] 韓綱.傳播學者的缺席：中國大陸健康傳播研究十二年[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1).

[4] 世界衛生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who.int/zh/index.html.

[5] 何伶俐,汪新建.抑郁症在中國的傳播[J].醫學心理學,2012(33).

[6] 高永平.現代性的另一面:從軀體化到心理化[J].國外社會科學,2005(3).

[7] 董偉.健康傳播視角下抑郁症報道研究[J].新聞世界,2009(5).

[8] 宋永琴.電視健康類欄目對健康文化的生態建構[J].文化學刊,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