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政協新聞出版界別委員的“兩會”履職感受

筆者作為政協新聞出版界的一位委員，想就委員如何履職談談自己的親身感受。

首先是認真地出席大會，聽取報告，為履職作准備。第一天大會是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代表政協常委會所做的工作報告，接著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有國家發改委關於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方面的工作報告及財政部預、決算的工作報告，接下來是十二屆政協第三次會議的幾次大會發言，還有“兩高”（最高法、最高檢）工作報告。出席這幾次大會大多數委員都比較注意著裝和姿態。因為是在雄偉壯麗的人民大會堂聽取報告，記者的鎂光燈閃來閃去，如被攝入鏡頭，顯示的不僅是自己的形象，而且是在向世人展現著委員的整體形象。領導同志作報告期間，台上、台下的委員也都在聚精會神地聽讀，不時地用紅筆劃出重點或簡寫出自己的感悟，因為如不充分利用這個時間鑽研報告，下午的討論就會是“無米之炊”，或者是“少米之炊”。至於說政協委員們自己的大會發言，因為有黨派的多年工作，有界別的長期打磨，也有不少委員“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努力，內容涉及黨和國家五位一體建設的方方面面，又多是遵循問題導向的邏輯來發表見解，深刻者、生動者不在少數。聽取這樣的大會發言，不遆是一種莫大的精神享受，更有一種參政議政的共鳴。

其次是界別討論。小的界別組成一個小組進行，大的界別分成3∼4個小組進行。據說以前有的討論基本上是談自己學習體會的，現在也有類似的情況，但絕對是以找問題、說問題，建言獻策，甚至提出尖銳的批評意見為主的。如果說出席大會的主角是各方面的領導同志的話，那麼這種界別討論則絕對是以委員為主，以委員提出意見為主，簡單的評功擺好是交不了賬的，交了賬也為人所瞧不起，黨和人民化費了這麼大的成本召開這樣規模的會議，不應是為了讓你“自我陶醉”的。所以，你能不能提出問題，能不能作出中肯的分析以及拿出有一定操作性的對策，確實是對能否充分用好話語權的一種檢驗。看起來是沒有人當場對你的發言考評打分，但其他委員的表情，加上整理紀錄的文員，事實上都在無時無刻地監督著你、考量著你，如果你的意見是“忽悠性”的，不要等別人否定你，你自己心裡就會每每發毛。今年新聞出版界別的討論，多數還是包括新聞出版在內的文化建設方面的問題，有文化立法不足的問題，有政府工作報告對文化建設份量不足、數據缺少的問題，有要求盡快頒布《全民閱讀促進條例》頒布的建議，有加快文化工程設計、規劃、投入比例的建議，等等。

再次是寫好提案，及時上交。這是體現委員參政議政的重要功課，是委員的“代表作”。一般在會前都進行了一定的調研，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情況和數據，到了政協會上與同界別的委員或同行業領域的委員作了適度溝通討論修改后，便應很快地上交提案，提案的質量至關重要，現在的提案有一種數量在減少、質量在提高的趨勢。筆者今年的提案是《關於提高出版企業轉制執行力的建議》，主要是說，出版社轉企改制的深入推進，既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決定，又是中央“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板塊，更是已經完成注冊登記的出版企業的強烈要求。所以應該有堅強的組織保証，有適合的考核體系，同時有清晰的改制路線圖、時間表、責任書。然后確定試點，總結經驗，由點到面，全面推開。

最后是接受媒體採訪，積極配合記者。根據這幾年的委員工作的實踐，筆者發現接受媒體採訪，配合記者發稿，這絕不是一種負擔，相反是參政議政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又通過媒體的傳播力，促進了委員的參政議政積極性和責任心，擴大了委員參政議政的影響力。何況作為新聞出版界別的委員，更應理解和體諒記者的工作，看起來他們是在完成單位交付的採編任務，實際上是與委員一道來為國家和人民動心動腦，建言獻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新聞出版報》等紙媒和相關網絡媒體都比較關注筆者的見解和建言。為了配合諸媒體的報道，盡管經常犧牲自己中午的大部分時間與晚上的較長時間，但筆者都能比較從容有序地接受採訪，接收文章大樣，然后認真修改予以返還，因而也與記者朋友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這使我想到：一個認真履職的政協委員，他的媒體緣必定會比較好的，也是會比較有效的。總之，作政協委員，有榮譽的成分，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