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辦報的核心理念

摘 要：新記《大公報》著名的“四不”辦報方針在歷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美名，張季鸞在《大公報》此段歷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可謂成就了新記《大公報》。本文通過具體事件探討了張季鸞辦報核心理念的緣起、體現和意義，以期對我國的優良傳統進行頌揚，並對現代辦報人有所啟迪。

關鍵詞：自由主義﹔社會責任﹔文人論証﹔“四不”方針

美國著名的新聞學者韋爾伯斯·施拉姆曾提出四種報刊理論：集權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論和共產主義理論。

在中國，張季鸞先生把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責任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作為辦報的核心理念，運用到辦報實踐中，使得新記《大公報》不僅成為當時中國報紙的翹楚，而且在1941年5月5日獲得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最佳外國報紙”的榮譽。當然，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中的報刊“社會責任論”是不盡相同的。

一、張季鸞辦報理念溯源

張季鸞先生，名熾章、字季鸞，祖籍陝西榆林。張先生出生於一個傳統讀書人家庭。父親早逝，生活甚是艱難，但先生的母親堅持讓張先生讀聖賢之書。當時榆綏道道台劉兆璜十分賞識張先生的才華，親自教讀。1902年，又將其送至“煙霞草堂”，從此張季鸞先生師從關學大師劉古愚，接受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這些學習經歷構建了張先生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的思想基礎，也是他文人論政、言論報國，社會責任論的思想根源。

1905年，17歲的張季鸞得到了官費留學日本學習政治經濟學的機會，從此他開始接觸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說，日益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的資產階級思想，開始同情和支持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1908年，張先生與陝西同鄉創辦了《夏聲》雜志，並開始為上海《民吁日報》撰寫文章，這是先生新聞事業的開始。

20世紀初葉，歐美先進國家，正是獨立報業與文人論政的黃金時代。如倫敦《泰晤士報》的北岩勛爵（Lord Northcliffe）與《每日電訊報》的彭翰勛爵（Lord Burnham）﹔紐約《世界報》的普利茲（Joseph. Pulitzer）與《紐約時報》的奧克斯（Adolph S. Ochs）﹔以及如日本東京《國民新聞》的德富蘇峰，與《萬朝報》的黑岩淚香等[1]。留學期間的張季鸞受此大氣候的影響，對自由言論、獨立辦報的理念非常認同和向往。張先生曾說：“做記者的人最好要超然於黨派之外，這樣說話可以不受約束，宣傳一種主張，也易於發揮自己的才能，更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2]”這是張先生對報紙“言論自由”的向往，也是其一生竭盡全力追求的最核心最基礎之辦報的理念。

張季鸞早期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平等、自由思想，言論自由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報紙從業經歷也讓他認識到獨立報業的重要性，而傳統士子憂國憂民，匡扶天下、為民請命、文人論政的思想也是深入骨髓的。因此張季鸞主張新聞自由，同時也身體力行的主張報刊應該匡導天下，對社會負責。

二、早期報紙從業經歷

1911年，張先生回國任《民立報》的編輯。1913年，與曹成甫在北京創辦《民立報》。1916年，先生又和康心如返回北京接辦《中華新報》，成為該報的總編輯，同時成為上海《新聞報》駐北京通訊記者。

期間，因揭露了袁世凱“善后大借款”的內幕而入獄，后被逐出北京。因揭露段祺瑞和日本簽訂《滿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以膠濟鐵路為抵押秘密向日本借款的消息，張先生再次入獄。

孱弱的張先生一直都是言論界的“勇士”，追求著少時之志。但是早期報紙經歷中有太多的坎坷和教訓，此時的他反思和總結了自己的報紙經歷：雖然張季鸞沒有加入任何黨派，但一直效力的是革命派的報紙，作為政黨報紙，其言論大多還是要受約束的，而言論自由是張季鸞先生內心深處一直追求的目標。在不同黨派報紙進行論戰的過程中，報紙出現互相攻訐，謾罵等格調不高、低級趣味的言論，這與傳統知識分子那種清高自好的特質相悖﹔而且政黨報紙常常因為種種問題比如經費不足、經營不善、黨派之爭、權力之爭等而停刊，這些都不能與張季鸞的辦報理念或者說是理想契合。

相比之下，張季鸞更加肯定商業報《新聞報》所擁有的言論自由。張季鸞在1924年給《新聞報》30年祝詞中曾高度稱贊道：《新聞報》報業“視為一種純粹商，不加政治之力，不仰人資助，獨立經營以維持而發展。[2]”

三、張季鸞辦報核心理念的體現——“四不”方針

1926年，張季鸞與留日同學吳鼎昌、胡政之合作，在天津創辦新記《大公報》，張季鸞主持筆政，開始其報業生涯的巔峰期，同時也是實現自己職業和人生理想的黃金期。

《大公報》制定了被后人稱頌的“四不”方針，高度融合了自由主義和社會責任論的要義，這其實是早於西方國家而提出的社會責任論，而且西方國家的“社會責任論”是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特別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盛行於西方國家的，壟斷資本主義通過種種方式對報業進行控制，其“社會責任論”從新聞理論上論証並主張新聞對國家負責，國家干預新聞傳播的合理性。而張季鸞心中的社會責任思想與西方國家的社會責任論是不同的，而且較之更加的純粹和可敬。他的報業理想和實踐都凝聚在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四不”辦報方針裡。

他以超黨派自居，其膾炙人口的“三罵”社評中，一罵吳佩孚、二罵汪精衛、三罵蔣介石。但是蔣介石或許是為了收買人心，或許是真當張季鸞為知己，以“國士”禮遇張季鸞。張季鸞曾說：“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就是報恩主義。[2]”這些似乎影響到了大家對《大公報》“小罵大幫忙”的判斷，很多學者認為張季鸞受到蔣介石的禮遇后，報恩思想使其辦報實踐便偏離了“不黨”原則。作者認為，我們判斷和評價一個人，必須要從當時社會背景、此人的生活、教育背景以及其立場、人生觀全面觀之。我們不能苛刻的用超階級的眼光來看待張季鸞先生，他畢竟也屬於當時社會官僚資產階級中的一員，與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政府有著某些共同的利益。他的言論不可避免的受其價值觀的影響，這點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必過於苛責。作者認為張先生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恪守“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這個原則作文的。《大公報》對“七君子事件”、范長江對二萬五千裡長征的報道，還有關於共產黨和延安的其他報道，都沒有囿於所謂與蔣介石的私交甚好這個事實的束縛，反而讓蔣介石很難堪。很多報紙將共產黨稱為“共匪”的時候，《大公報》卻一直客觀中立的以“共軍”稱之，當然《大公報》在有些問題上也攻擊過共產黨，這反而是此報中立客觀更好的証明。

有學者在談西安事變后的張季鸞時，認為張季鸞在此后就將“不黨”的方針忘記了，言論開始親蔣黨。作者不能贊同此觀點，作者認為，張季鸞當時未能洞見共產黨的潛力和其歷史功勛，他當時只是認為蔣介石本人雖然有諸多弱點和問題，但他卻是當時最合適的領導之才。雖然他的判斷被后來的歷史否定了，但作者認為，從當時具體的歷史情況考証，張季鸞言論的出發點都是救國、愛國、報國、匡扶天下、憂國憂民的士子情結，並非刻意的親蔣黨遠彼黨。

張季鸞先生時時憂國憂民，九·一八事變前，先生便已料定日本有侵華的匪念，因此通過《大公報》發表系列言論陳述之。事變發生后，國人同仇敵愾，“同日寇決一死戰”的呼聲響遍四野，很多報紙言論也主張開戰，但是《大公報》沒有附和，這一度引起人們的詬病。事變發生后，張季鸞同吳鼎昌、胡政之商量，決定報紙今后更應慎重的對社會、對民眾、對國家負責：日本經濟實力遠遠超出中國，貿然開戰，非但難贏戰爭，反而可能付出的代價更大，全國人民此時更需冷靜、發憤圖強，並宣布兩項決策：一曰明恥，讓同人整理收集甲午以后日本侵華的種種行為，讓國人了解歷史上中華在日本方面所受的恥辱﹔二曰教戰，《大公報》請到著名軍事學家主編“軍事周刊”，向民眾普及軍事常識。這是對“不盲”方針一個很好的例証，也是關於匡導天下，負社會之責方面我們需要仰視的一個高度。

1941年5月，日寇進犯中條山國民黨軍隊，日寇在軍事進攻的同時，到處散播共產黨坐觀戰爭、背蔣投汪、與日軍從未交火等等謠言。最后日軍以1：20的極小代價佔領了中條山一帶。國民黨為轉移視線，也散布“八路軍不願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乘機擴大地盤”的謠言，想把戰爭失敗嫁禍於共產黨。當時蔣介石還想利用私人關系，讓《大公報》能夠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發表系列言論。但張季鸞囑咐時任《大公報》重慶分館總編輯王芸生撰寫一篇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吁》。社評引述了謠言，並說：“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唯既播之中外，其事實真相，自為中外人士尤其我們忠良軍民各界所亟願聞知，因此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証。”周恩來看到社論后，立即疾書長信給張季鸞和王芸生，說明晉南戰事真相，駁斥謠言，歷陳八路軍的業績和團結抗日的誠意，並懇請他們將此信發表出去。張季鸞頂住壓力，全文刊登周恩來的長信。這都是張季鸞對“不黨”方針的恪守，就是因為其太難才顯得彌足可貴。

四、張季鸞辦報理念的啟迪

新聞學者方漢奇先生認為：所謂“文人論政”，其出發點是文章報國，是知識分子對國家興亡的關注，和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和抱負。一個以文人論政為標榜的報紙，自然會愛惜自己的聲譽，摒棄低級趣味，重視社會效益，注意報紙的品味和質量。這是中國士人的一個優良傳統[3]。

作者認為，張季鸞先生的新聞思想最終可以歸結於：追求言論自由和重視社會效益、對社會負責、言論報國。《大公報》著名的“四不”方針也都是基於此種理念。

作者期望當代公民裡也能多多出現張季鸞先生一樣的旗幟性人物，弘揚傳統知識分子優良傳統，為國家的進步發展和民主起到推動性的作用。

（作者系：商丘師范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師）

參考文獻：

[1] 李瞻.世界新聞史[M].台北:三民書局,1989.

[2] 張季鸞.季鸞文存,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M].上海:大公報館,1923.

[3] 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