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時代下法制期刊的融合創新

摘 要：全媒體時代下期刊的融合創新，比的不是高新尖的技術，而是能夠綜合利用媒介、整合媒介資源的能力。尤其是法制專業期刊，更是要強化法制媒體所擁有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將掌握的大量資源，通過數字化的媒體創新，集合資源，進行產業鏈的重新整合，打造法制服務的產業鏈的整合營銷平台，深挖營銷資源，為人們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提升服務的價值鏈，從而實現資源的貨幣轉換。

關鍵詞：全媒體﹔法制期刊﹔融合創新﹔產業鏈

一、全媒體時代“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影響期刊業態轉型

所謂全媒體，是通過數字化的信息、通訊及網絡技術條件，將各種媒介實現深度融合[1]。其特點是以數字化技術為先鋒，實現全方位的融合、形成系統的組織和高程度的開放，以互聯網思維滲透人們慣常的閱讀習慣、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等，從而改變當前的社會結構空間。

據最新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數據分析，“截至2014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5.57億，較2013年底增加5672萬人。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佔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手機端即時通信使用保持穩步增長趨勢，使用率為91.2%。[2]”可見，較2013年年底，2014年全國的手機網民增長速度在呈爆發式的上升，隨時隨地、隨心所欲地瀏覽網頁、訂購產品、閱讀視聽已逐漸成為了人們的生活必需。新興媒體技術不僅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同時也對傳統的媒體傳播模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召開的第四次會議上，集中圍繞新舊媒體的融合展開，審議並通過了《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指明了傳統媒體的發展路徑，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成為國家發展戰略。

從期刊編輯加工的過程來看，新興媒體技術主要是通過改變“復制”這一環節，從而引發在信息加工、閱讀終端營銷模式上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變化。縱觀出版業的發展歷程，無論是印刷技術還是新興媒體技術，它們改變出版業發展的核心，都是在“復制”這個階段——印刷技術催生出版業的興起和繁榮，21世紀的新媒體技術則顛覆了傳統出版業的發展模式。新媒體技術的特點是在滿足不同閱讀終端中利用新科技進行個性化的“復制”，從而突破時空與媒介限制，極大地增強了傳統媒體的新聞採編能力和制作傳播方式。

與此同時，新媒體的高度互動性，不僅促成了信息呈多角度、多層次的擴散式傳播，同時也解構了新媒體的傳播者與受眾的單向度的傳播模式。目前新媒體的傳播方式主要是通過各種網絡平台渠道，使信息在網絡平台相互流動，產生疊加的社會效應。比如一個地方性的議題可能在信息傳播流動中成為全國性的議題甚至國際性的議題﹔一些個別的案例、個別的現象在信息傳播中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從而引發各界更深層次、更廣領域的討論。而產生這個疊加、擴大效應的過程歷時可能僅為一天、或者十幾個小時甚至幾小時、幾分鐘就達到爆發的態勢。可以說，新媒體技術使得信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衍生、聚合、裂變和擴散，從而促成了“全媒體”的發生。而這是傳統媒體無法企及的，傳統媒體的轉型關鍵則是如何利用新媒體技，術將信息有效傳達終端並獲得空前的社會效應。

另外，新興媒體由於是集信息技術、新聞傳播、影視藝術、市場營銷等專業於一體，具有典型的“跨界”特征，所以對新聞採編能力的要求也具有高度的復合性，既需要具備通信工程、人工智能開發的技術基礎，又要有平面藝術、視聽藝術的創作能力和軟件操作技能，還要具備現代傳媒的市場運營和管理經驗。

但是，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它們的核心內容都是“信息的傳播”，技術——印刷技術或者新媒體技術只是傳播的工具，不可能替代內容。新媒體技術它擴大了媒體傳播的信息量，豐富了信息的內容，增強了信息的傳播速度﹔它解構的是傳統媒體的信息傳播模式，並非信息本身。所謂傳統媒體的新媒體轉型，仍然必須要以內容為核心競爭力，去思考如何利用新媒體技術來重構信息的傳播模式。總體上需要實現三個方面：一，對海量的信息需求結合新媒體技術進行編輯加工﹔二，運用新媒體技術擴大期刊的社會效益﹔三，在銷售終端上實現有償供給的贏利模式。

二、法制期刊更需要運用新媒體技術堅守並擴大社會效益

隨著新興媒體技術的不斷推進，公眾的關注點也得到了拓寬和延伸，關注的內容正逐漸從以往的純娛樂為主轉向時事政治、公權力，對貼近民生民權的熱點事件更加敏感，同時，公眾也越來越習慣隨時隨地通過虛擬社區、網絡論壇、在線聊天、自媒體、電子郵件等方式發表言論，表達意願。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數字化全媒體正在全國公眾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正在成為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召開的第四次會議上，集中圍繞新舊媒體的融合展開，審議並通過了《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習近平指出：“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新興媒體發展規律，強化互聯網思維，堅持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優勢互補、一體發展，堅持先進技術為支撐、內容建設為根本，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台、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3]”這為傳統媒體的發展路徑指明了方向。法制期刊從出現伊始就肩負著面向全體公民深入淺出地普及法律知識，推動民主與法治進程的重任，新興媒體作為信息傳播的工具，如何以傳統媒體的優勢和特色為基點，挖掘優勢，擴大法制期刊的社會效益，則應是新媒體環境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網站的功能和紙媒的融合。與許多大眾時尚期刊相比，法制期刊的網站建設均較為滯后，目前雖然許多法制期刊都已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網站，但是從網站所承擔的功能而言，卻並未起到實質性的效果，沒有真正反映出作為新媒體的業態特征來。一般而言，期刊網站需要承擔至少兩方面的功能：對外平台功能和對內整合功能。所謂對外平台，即為雜志的門戶網站平台，其主要目的是在網絡上向讀者推薦該雜志，讓讀者更為快捷地了解該雜志的內容特點，除此之外，還要注重在網絡上與讀者進行互動。也就是說，網站的對外平台功能不僅要做到對外展示的功能，還要有與外互動的功能。所謂對內整合功能，是指將期刊社的整個運作作為自動化辦公平台，是將公告、通知、考勤、工資結算、作者庫維護等日常管理事務搬上網絡，從而大大簡化辦公流程，提高辦公效率。而要成功建立期刊門戶網站，在設計之初需要一種“同中有異”的設計理念。所謂同，即網站與紙媒兩者之間必須要有一定的內在聯系﹔所謂異，就是需要網站從紙媒裂變出來，以新媒體的業態規律呈現出不同的傳播內容。法制新聞涉及的不僅是新聞，更重要的是法律與社會，因此，在網站欄目設計上可以借鑒傳統編輯理念，對網站上披露的法制新聞內容進行編選，有針對性地開設在司法實踐中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邀請權威法學界人士闡釋解析，從而實現與讀者和網民的互動，結合法制宣傳和教育擴大雜志品牌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法制期刊網站在設計上還可結合雜志的核心辦刊理念，重點突出核心宗旨，無論是在內容編排、欄目專題還是網站美工上能凸顯雜志的核心競爭力。比如由上海市檢察院和中國檢察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檢察風雲》雜志，其核心辦刊理念是“廉政文化”。因此，在網站建設方面可重點突出“廉政”，從新聞動態、法律政策解讀到社會反思、學術爭鳴以及編輯與讀者互動各個環節都可將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滲透力貫穿始終，從而塑造雜志在“廉政文化”方面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第二，雜志的平面社會效益向立體化方向發展。所謂紙媒向新媒體轉型，並不是以開通了網站或手機版的雜志為標准，而是能夠通過新媒體技術平台和新媒體的傳播方式，將紙媒的平面社會效益向立體化發展，實現多媒體的輻射和覆蓋，更大更多地滿足受眾的願望和需求。在牢固紙媒的價值基礎上的同時，以更有效地營銷手段在更廣泛的范圍內銷售出去，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豐收。例如，選取社會影響較大、具有普遍警示意義的案件，與電視台合作，通過新媒體app、微信、微博的互動平台，進行法制互動報道。從案件本身到案件背后的法理分析，進行縱深度的發掘，不僅保持了新聞的熱度，還能在新聞挖掘中延續雜志的影響力和滲透性，使法制理念同雜志品牌深入人心。不僅如此，法制新聞期刊還可依托主辦單位的優勢，開設法制警示教育基地，通過組織讀者參觀開展警示教育活動，把雜志媒體這個小舞台同社會的大舞台貫通聯合，從而擴大法制宣傳的規模，實現立體效益。就目前而言，全國司法機關都或多或少地開設了警示教育基地，總體內容上包括教育的宗旨與使命、懲治與警示、預防與成效以及合力與創新等。 當政府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等可以組團參觀時，可由雜志社安排專人進行專業講解。從而更大程度地延伸了雜志的法制宣傳規模，把法制的理念從平面走向了立體，讓大眾能切身感受到法制的教育，深化法治文明的傳播，強化期刊媒體的社會效應。

此外，還應深度利用新興媒體技術，整合法制數字化平台，將法學（法治）類期刊的資源與電子傳媒相結合，建立法治聯合網，擴大法制期刊群的影響面，同時將不同形式的傳播方式聯系在一起，從而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傳播基地，更為讀者和用戶帶來多樣化、個性化、數字化的體驗與服務。

第三，新媒體的廣泛覆蓋擴大公益廣告的有效傳播。作為以宣傳法律知識、弘揚社會公平正義為己任的法制期刊，社會公益性是始終不能放棄的一個重要價值理念。在市場化運作的當下，紙媒變得越來越“寸金寸土”，一般以整版地刊登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公益廣告也逐漸淡出。但是，我們必須強調的是，雜志之所以存在，其根本的意義應該是最大化地來實現媒體的社會效益，承擔社會發展和法制建設的責任感。而且社會公益與市場利潤之間的關系也並非只是相互對立的關系，新媒體的出現就是一個新的契機，由於它突破了傳統紙媒的“版面限制”，加上本身所擁有的便捷、開放擴散型的傳播方式，決定了雜志公益廣告在新媒體平台上傳播的不限量、不限時以及更迅速、更廣泛的優勢，從而不僅解決了紙媒整版刊登公益廣告所產生高成本，而且適應了信息化時代的需求，讓公益廣告在紙上、在電腦上、在手機上、在任何一電子產品上都得到了有效傳播。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在公益廣告的內容上注重選取與雜志理念一致的內容，就又會反過來提升雜志的影響力，達到相得益彰的傳播效果。

比如期刊社的辦刊核心理念是“弘揚廉政文化”，那麼，我們在廣告的設計中就可選用“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民心是鏡”等充滿中國古代文化寓意的典故去比喻清廉，倡導廉政，讓讀者在欣賞公益廣告的同時，不由自主地接受雜志引導的“弘揚廉政文化”的價值導向，凸顯期刊廉政文化倡導、法制文明傳播的宗旨。

同時，由於新媒體的廣泛傳播，不僅讓期刊的公益廣告發揮了公民道德教育功能，也吸引了公眾對廉政與法治思想的思考，從而產生出對紙質期刊的濃厚和廣泛的興趣來。常言道：德同而相聚，志同而道合。

公益廣告不僅體現了雜志對社會的一種擔當精神，同時也因為體現出的這種社會擔當吸引了同樣具有社會責任感的讀者，匯聚到我們這裡來關注我們的雜志，成為雜志的忠實粉絲。可以說，新媒體技術的出現，不僅擴大了雜志公益的傳播途徑，而且帶來了雜志品牌的提升，和雜志影響力與凝聚力的實現。

三、法制期刊的未來出路：建立法制產業鏈的“新組合”

推進媒體融合還意味著要以新興媒體建設為載體，打造合格的市場主體，並適時引入戰略型的投資者，從而破解傳統媒體在新媒體轉型發展中存在的資金匱乏或融資困難等問題。隨著數字媒體的不斷成熟，廣告商紛紛開始把預算更多地投向了數字媒體，這無疑就意味著數字媒體的互動、社交、分享以及大數據等多元化的營銷新模式，已經對傳統媒體的單一、標准化的廣告產品模式發起了挑戰，新媒體的數字技術所擁有的巨大潛力空間必然會催生出一種新的期刊產業鏈的重新組合體。

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曾提出經濟學領域的創新理論，他認為所謂“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要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以實現對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的“新組合”，而這種“新組合”的目的是獲得潛在的利潤，即最大限度地獲取超額利潤[3]。

也就是說，新媒體時代下期刊的創新發展，比拼的並不是高新尖的技術，或者充足的資金流，也不是強大的營銷團體，而是誰能夠擁有綜合利用媒介、整合媒介資源的能力，“新組合”才是期刊創新發展的未來出路。

尤其是法制類的專業期刊，更是要強化法制媒體所擁有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緊密結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具體要求，將掌握的大量資源，通過數字化的媒體創新，集合資源，進行產業鏈的重新整合，打造法制服務的產業鏈的整合營銷平台，深挖營銷資源，為人們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提升服務的價值鏈，從而實現資源的貨幣轉換。

比如，一個好的案件報道很有可能為司法機關辦案人員提供經驗指導，如果能讓這些好的經驗報道內容獲得更廣泛的分享，讓更多的司法人員能隨時隨地方便檢索，這就需要依靠數字化新媒體技術，對這些龐大的數據進行整合，充分發揮大數據的技術優勢，將司法工作同新興媒體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把信息內容通過技術平台、數據挖掘等方式，實現人與信息的有機結合和互動，從而不僅方便讀者的信息取閱，同時還能准確定位和掌握讀者的個性化需求，以實現聯合出版、多元營銷等新經營模式。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充分採用文字、圖像、動畫、聲音和視頻等多種媒體表現手段傳播媒介信息，聯動期刊與報紙、電視、廣播、網絡、微博、微信、手機等各媒體平台全方位融合，通過統一平台，實現所有信息的“一次性無縫採集”，並對各種信息資源的統一全方位的發布; 同時在高度開放中實現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全媒體傳播形態。

總的來說，法制期刊在新媒體的環境下要注重建立起自己的新媒體戰略，在處理好風險和收益之間的關系下，建立有效的信息分享機制，並通過期刊之間的合作實現新媒體的轉型，從而使法制期刊有新的發展和飛躍。

（作者系：《檢察風雲》副主編）

參考文獻：

[1] 參見: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iHvI8 HiId_xPkrU7P7Sye4oAkfiI3OK0eSTGq1_IcG-wz-6Hvi3N557Tx89Vut1rcj8dYurZpJKlrZy49lbMK.

[2]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發布第3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5-02/03/c_127453226.htm.

[3] 習近平.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EB/OL].http://pinpai.china.com.cn/2015-01/05/content_7572936.

[4] 朱志強.熊彼特與他的創新理論[N].四川科技報,2013-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