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的三重價值

摘 要：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是抗日戰爭史、中國新聞史、抗戰大后方區域史的重要組成。相比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新聞史，學界對當時國民政府管轄下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矚目不足。經過對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的仔細研究，文章認為抗戰大后方的新聞史研究從歷史、時代、學理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抗戰大后方﹔新聞史﹔戰時新聞學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在中華兒女為民族獨立而英勇奮斗的歲月裡，廣大的新聞戰士堅守輿論陣地，肩負民族大義，以筆為槍，譜寫了壯麗的詩篇。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下，中國新聞界實現了空前的大團結，這在抗戰大后方的新聞事業中得到了突出的體現。長期以來，學界更為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新聞史，對當時國民政府管轄下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矚目不足。實際上，仔細厘清抗戰大后方的新聞史，就會發現這其中極大的歷史價值、時代價值和學理價值。

一、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的歷史價值

“在全民一致對外抗戰救亡的過程中，無論是在大后方尖銳復雜的斗爭環境中，還是在廣大敵后抗日根據地極端艱苦條件下，廣大的愛國新聞戰士集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下，用各自手中的新聞工具作武器，喚起民眾，奮起抗戰，鼓舞民眾，堅持抗戰，在各自的崗位上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難忘的貢獻，深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歡迎、支持和尊敬。[1]” 1985年，在由中國新聞學會聯合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四川省新聞學會和重慶市新聞學會聯合發起的“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全國新聞學術討論會”上，時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四川省新聞學會會長的許川同志對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戰線作出了高度評價。

這次會議，延續了1949年后學界對抗日戰爭新聞史的研究，並拉開了改革開放以來抗日戰爭新聞史研究的序幕。同時，會議的主辦地重慶作為抗戰大后方的政治中心，本身就是當時中國的新聞中心，領導和影響著全國的新聞輿論。同時，作為反法西斯戰線採訪亞洲陸地戰場的新聞中心，重慶的國際性意義中心城市地位確定，注定了重慶的新聞傳播事業已經超越了“地方性”，進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傳播網絡，傳遞出的是整個中國官方和民間的聲音。

在上述的講話中，許川同志肯定了抗戰大后方和敵后根據地的新聞戰線對抗日戰爭勝利的共同貢獻，但是近30年來，乃至1949年以來，有關抗日戰爭新聞史研究的成果基本上側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新聞史，對當時國民政府管轄下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大后方新聞史則稍顯不足。即便是有關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的研究，也往往偏重於以《新華日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事業，對國民黨新聞事業和民營新聞事業未能給予相對公允的歷史評說，充斥著革命史的濃厚痕跡，全貌被遮蔽，史實被選擇，錯綜復雜的抗戰大后方新聞史被簡單化為敵我報刊的對立，民族危機下共同抗日的主題則被忽視，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學術研究的客觀性，也違背了歷史的真實性。

羅素在《論歷史》中指出：“歷史學是有其價值的，首先因為它是真實的﹔這一點盡管不是它價值的全部，卻是所有它的其它價值的基礎和條件。[2]”在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追求真實是通過訴諸研究的客觀性來達到的。所謂研究的客觀性，通常指排除觀察者或研究者的價值取向和主觀觀念對研究對象的影響，它在方法論上可表達為將研究對象視為不依賴觀察者和研究者（主體）的獨立存在這一基本原則。歷史學研究也一直力圖遵循這一原則。因此，客觀真實反映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的全貌和原貌，客觀回顧不同黨派和背景的新聞工作者在共赴國難過程中的行為活動，就成為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的歷史價值。

二、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的時代價值

抗日戰爭，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海外僑胞參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戰，是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第一次贏得對外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發展歷史的重要轉折。

抗日戰爭使得不同黨派和背景的新聞工作者走到了一起，抗戰時期也成為中國新聞界大團結的時代，新聞同人之間的聚餐聯誼、業務競賽經常舉行，物質上的互通有無則是常態，《新華日報》和《中央日報》就曾在鑄字銅模和印刷紙張上互相支援，“特別是為了推進抗戰勝利而廣泛開展民主運動時，進步新聞戰士之間的肝膽相照，團結戰斗，在抗戰以前的中國新聞界很難有這樣的規模和深度。這種在民族解放民主建國的共同目標下的大團結，實在是中國新聞界破天荒的事。[3]”盡管不能否認戰時后方極端復雜的政治環境，特別是國民黨“聯共”與“反共”手段的出爾反爾，但是新聞界在團結抗日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形成了強有力的同盟，這對於今天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抗日戰爭史首先是一部民族災難史，中國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犧牲，抗戰大后方的新聞事業也不例外。《大公報》《新民報》《益世報》《商務日報》、中央通訊社等機構多次被轟炸，《新華日報》《中央日報》《大公報》多名編輯記者和職工遇難。但敵人的暴行沒有擊垮重慶新聞人的意志，反而激發了大家努力工作，對敵戰斗的熱情。《益世報》在社址被炸后發表消息，“本館雖屢轟炸，職工雖處在破壁斜牆漏瓦之中，仍淬勵精神，繼續出版。[4]”《新民報》在總社被轟炸后第二天發表社論，“我們自今日起益加奮發，益加咬緊牙關苦斗，不但要保圖復興，還要迅速發展，不使敵人快意，不使愛我者沮喪。[5]” 1941年，《新華日報》發表短評《陪都報業的精神》，高度贊揚重慶新聞界的這種戰斗精神，“我陪都同業如時事、新民、新蜀、大公、掃蕩等館先后受許多物質上的損失。但是這種獸行，所得的結果只是更高度發揮我愈炸愈勇的大無畏精神……我們陪都同業這種堅守崗位，不懼暴力的光榮奮斗，有力地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深願同業繼續發揚這種大無畏的奮斗力量，頑強地戰斗下去！[6]”這種為了崇高理想不惜流血犧牲的獻身精神，永遠值得當下的新聞工作者所學習和敬仰。

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的主要書寫者，在1949年之后除留在大陸的少數外，很多人去了台灣，繼續新聞事業和新聞研究，如潘公展、曾虛白、程滄波、蕭同茲、黃天鵬、趙君豪、朱傳譽……“回觀大陸新聞史學界以往的研究，對‘去台新聞人’新聞實踐或理論的研究成果大多採取淡化或省略方法處理，其中又主要是否定性基調。[7]”在新時期的歷史語境下，大陸新聞史學界應本著對歷史負責的實事求是態度，正視“去台新聞人”在抗戰大后方時期為新聞業界和學界作出的實際成果和貢獻，對他們在抗戰時期新聞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較客觀的評價，進而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增進歷史認同，促進兩岸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在2015年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到來之際，進行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對加深海峽兩岸同胞的民族認同感，增強民眾國家民族意識，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三、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的學理價值

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的發生，應追溯到國難日益深重情境下新聞學人的行動中——一方面紛紛融入到新聞救國的實踐中，另一方面以特有的專業知識繼續新聞學研究，特別是將新聞學的理論和新聞問題同拯救國家危難相互結合起來，即戰時新聞學的興起。

戰時新聞學興起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一批以戰時新聞事業發展為核心的新聞學研究成果相繼問世，這包括梁士純的《戰時的輿論及其統制》（1936年）、趙佔元的《國防新聞事業之統制》（1937年）、王新常的《抗戰與新聞事業》（1937年）、任白濤的《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1938年）、任畢明的《戰時新聞學》（1938年）、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的《戰時新聞工作入門》（1939年）、杜紹文的《戰時報學講話》（1941年）、張友鸞的《到敵人后方去辦報》（1939年）、劉光炎的《戰時新聞記者的基本訓練》（1910年）、孫義慈的《戰時新聞檢查的理論與實際》(1941年)、吳好修的《戰時國際新聞讀法》（1941年）、程其恆的《戰時中國報業》（1944年）、田玉振的《戰時新聞工作的途徑》（1944年）等。

在戰爭過程中以及結束之后，為了及時總結戰時新聞事業經驗，檢討戰時新聞政策得失，以促進新聞事業的發展，最早討論“新聞事業與國難”的燕京大學產生了一批有關抗戰新聞事業的畢業論文，包括劉益璽的《中國戰時新聞檢查制度研究》、丁龍寶的《戰時報紙副刊研究》、李忠漪的《戰前與戰時報紙廣告比較》、陳瓊惠的《中國戰時宣傳》、余夢燕的《重慶報紙新聞版之分析》、余理明的《中國戰時報業之特色》、張學孔的《戰時中國新聞政策》、吳亦蘭的《抗戰時期大后方的報紙》、梅世德的《中國戰時后方報業》、曹增祥的《中國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概論》等。

這些研究，因為產生於抗戰期間或抗戰結束不久，研究者還處於戰爭語境之中，所關注的“問題”來自現實需求，所研究的“目的”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所提出的“策略”富有實用價值。換言之，“戰時新聞學研究顯示出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也就是說戰時新聞學研究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可以說是‘為抗戰而學術’” [8]。這些著作，為研究戰時新聞學理論，特別是戰時新聞傳播功能、戰時宣傳動員模式、戰時新聞工具理性、戰時新聞統制與自由、戰時媒體與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互動等理論規律，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對中國軍事新聞學和戰時新聞理論研究有著不可多得的學理價值。

研究抗戰大后方新聞史，可以清楚看到不同黨派和背景的新聞工作者立足后方，共赴國難，為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在新聞戰線上做出的卓越貢獻。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發掘新聞事業的歷史舊貌，還原當年新聞人的艱苦努力，不僅是對先烈的緬懷，還是對今人的勉勵，更是對未來中國新聞業發展的期待。

參考文獻：

[1] 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新聞界[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

[2] (英)羅素著.何兆武等譯.論歷史[M].北京:三聯書店,1991.

[3] 姚北樺,王淮冰.報人生活雜憶——石西民新聞文集[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4] 重慶抗戰叢書編纂委員會.抗戰時期重慶的新聞界[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

[5] 為本報被毀告國人[N].新民報,1941-06-08.

[6] 陪都報業的精神[N].新華日報,1941-07-12.

[7] 倪延年.論民國新聞史研究的視角、難點及原則諸問題[J].現代傳播,2013(6).

[8] 庄延江.“戰時新聞學”研究[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