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的“四不主義”與自由新聞觀探析

摘 要：張季鸞作為“民國四大報人”之一，他苦心經營的新記《大公報》記錄著萬千民眾的心聲與一個時代的興衰。本文從張季鸞早期的“四不主義”辦報方針、“外和內剛”的自由主義新聞觀兩方面進行分析，總結出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相統一、新聞自由與新聞專業主義有機結合、西方自由觀與中國新聞實際緊密結合三點，希望對當代報業的發展有所啟示。

關鍵詞：張季鸞﹔“四不主義”﹔自由新聞觀

張季鸞（1888∼1941），名熾章，取“以文章立世”之義，中國新聞家，政論家。人如其名，后與成舍我、史量才、邵飄萍並稱為“民國四大報人”。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復雜的政治時局下，張季鸞以一個報人的身份忠實地記錄著中國每時每刻發生的大事要情，他苦心經營的《大公報》記錄著萬千民眾和社會精英們為國家民族的發展所作的積極思考和建議，他通過自己的文章為當政者提出中肯與富於建設性的意見，他身體力行地為民族的團結和新聞言論自由作著堅定的呼喊，他針砭時弊，“三罵”當局，酣暢淋漓。先聲遠去，其文尚存，季鸞先生的辦報理念與新聞自由觀也對當下報業的發展深具啟示價值。

一、張季鸞早期的“四不主義”辦報方針

1926年，天津《大公報》正式由張季鸞、吳鼎昌、胡政之三人合組創立的新記公司接辦，張季鸞時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主要負責新聞評論。9月1日，《大公報》以全新姿態復刊。在《大公報》復刊第一天，張季鸞就先聲奪人，他以“記者”署名發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文章中鄭重明確地指出《大公報》宣布“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被國人稱之為“四不主義”。

“不黨”，即“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連帶關系已耳。……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1]”縱觀張季鸞的一生，從未加入任何黨派。在日本留學期間，曾有朋友勸詢他加入同盟會，他態度堅定地說：“我只是一屆文弱書生，曾立志要做新聞記者，通過自己手中的筆報效國家。我認為，做新聞記者最好不要加入任何黨派。[2]”張季鸞經營的《大公報》面對各方軍閥黨派之間的斗爭，不受任何一方勢力的約束，始終站在公民的立場上發表意見，以國家利益為標尺，客觀公正地報道新聞，發表負責的新聞評論，為記者爭取了一定的言論自由空間。

“不賣”，即“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亦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團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張季鸞認為隻有讓報紙保持經濟上的獨立性，才能讓言論獲得獨立自由，不與實際政治發生聯系。

“不私”，即“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不以報紙謀私利，不受私人所控，並竭力讓報紙成為民眾敢於發聲，自由表達個人意見的工具。張季鸞曾認為，報紙應該是所有人的喉舌，無論是官員還是民眾，隻要有冤屈都可以訴諸報紙，自由開放地表達意見。但同時自由不是絕對的，它的另一面是責任，沒有責任觀念的言論，不能夠得以自由地傳播。

“不盲”，即“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張季鸞認為“不盲”是辦報的最高境界，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明辨是非，理智冷靜是報人應有的態度。

“四不主義”的精髓即文人論政，不受約束。政治上不受任何黨派掌控，經濟上保持獨立，思想上注重個性的獨立自由，反對言論控制，這也是《大公報》取信於民的全部內涵。新記《大公報》“四不主義”的提出，標志著中國職業報人獨立意識的覺醒，中國報紙自此不再以純粹的商業利益為經營目的，也不再一味地受政黨約束，而是進入了獨立報紙的更高層次，是中國報紙現代化過程中重要的裡程碑。

二、張季鸞“外和內剛”的自由主義新聞觀

作為一名杰出的職業報人，張季鸞首先呼吁的是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實現。這種觀念既源於他早年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向往，也起因於他從日本回國后，曾目睹了自由主義思想在國內廣泛地傳播以及在報紙上的廣泛實踐。為此，有人評價他是一位“外和內剛”的自由主義斗士。從新記《大公報》創辦到抗日戰爭前，張季鸞在報紙上陸續發表了許多提倡並重視新聞自由的文章，如1928年9月1日，在《大公報》續刊兩周年時，他發表感想：今后將以人民的立場，擁護並贊助政府建設國家﹔又先后發表《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表示》《關於言論自由》《論言論自由》等多篇社論。

張季鸞在新記《大公報》創辦十三年后曾對自由主義報業理想作了進一步闡釋，他認為，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中國報人信仰的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張季鸞的自由主義新聞觀歸結起來主要為“公”、“誠”、“忠”、“勇”四個字，是西方新聞自由觀念與中國傳統文化理念的結合。他始終懷著報恩思想，以准備失敗的精神來保証言論的自由與獨立。

他的老搭檔胡政之先生針對昔日好友曾發出由衷地敬佩，“他的道德文章、處世技術，一切都在我以上……季鸞為人，外和而內剛正，與人交輒出肺腑相示，新知舊好，對之皆能言無不盡。而其與人亦能處處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賴。……[3]”張季鸞先生為人謙和忠厚，尤其對待青年更是誘掖引導，惟恐不及﹔為文則尖銳鋒利，曾發表了著名的“三罵”社評，一罵吳佩孚“有氣力而無知識”、二罵汪精衛“好為人上”、三罵蔣介石“人生觀之謬誤”，不偏不倚，以理服人。他的人格與報格令國人欽佩不已。

三、張季鸞的新聞自由觀對當下報業發展的啟示

（一）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相統一

張季鸞不僅是自由主義盛行時期充滿著濟世情懷的“論証文人”，更是將西方自由主義與“中國式”報恩思想、言論自由與社會責任有機統一起來的踐行者。他在《歸鄉記》中曾深情地寫道：“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全社會對我有恩，都應該報。現在中國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們報恩報國，免教萬代子孫作奴隸，人民若常常這樣想著，似乎易於避免墮落，這是我的思想。[4]”

在新時期，面對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傳統報業面臨著轉型，受注意力經濟的驅使，報紙的商業化色彩越來越濃。部分新聞從業者為了追求經濟效益，一味地迎合受眾，有償新聞、新聞欺詐等現象屢見不鮮，最終造成媒體公信力的消解，使得報業發展舉步維艱。張季鸞的“四不主義”辦報方針與自由主義新聞觀啟示我們，今天的報業轉型若要步入正軌，職業報人則必須肩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站在公眾的立場思考問題，勇於發聲，為維護公眾利益不懈努力，為新聞事業的長遠發展與社會的繁榮進步不懈奮斗。

（二）新聞自由與新聞專業主義的有機結合

張季鸞的新聞專業主義體現在《大公報》的每一處，他將身心完全貢獻給了《大公報》並通過報紙完全貢獻給了社會和國家。於他而言，新聞不僅是他的職業，更是他的生命。同為《大公報》創始人的徐鑄成曾回憶張季鸞激揚文字、揮毫寫社評的情景：他動筆前，先問排字房留下多大版面。有兩千字他就寫足兩千，一千二就寫一千二，不用加條或抽條一般湊合版面的辦法。遇大問題字數少了，他也能“暢所欲言”﹔小問題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實，不使人有勉強拉長的印象。他的敬業精神令同行后輩敬佩不已。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新聞傳媒業也逐步實現市場化、產業化運作，在市場自由競爭機制中，如何爭取更多受眾、擴大自身影響力成為新聞媒體的必然追求。而當新聞成為一種商品，就不免會出現過度娛樂化、低俗化傾向，不僅會造成新聞本質弱化，還會對社會輿論產生負面的引導，對公眾日常行為形成不良暗示，不利於社會和諧發展。

張季鸞的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在中國早期報人以及當時報業發展情況的影響下有了新的突破。他對當時許多報刊經濟上受人牽制，喪失報紙獨立性這一現象深有體會，也對報紙的獨立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主張報紙應是獨立的社會輿論機關，政治上不黨，經濟上獨立，辦報目的上不帶有任何私圖，只是作為公民自由表達言論，維護公共利益的喉舌。報紙作為獨立的社會輿論機關，無論在何時，都應保持其獨立性，不媚強梁，亦不阿群眾，始終擁有獨立的“報格”，將新聞自由與新聞專業主義有機結合起來，取信於民。

（三）西方自由觀與中國新聞實際緊密結合

張季鸞早期的西方自由主義新聞觀，主張反對政府壓制輿論，統制新聞，積極追求言論自由。但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他的自由新聞觀也隨著時局的變化而變化著。這一時期，他倡導一切都應服務於抗戰救國的大局，認為言論要服從國政，接受統制。由此可見，張季鸞的新聞思想是西方自由主義新聞觀與中國新聞實際緊密結合的產物，不斷地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他的新聞思想以抗戰為界限，由主張絕對的新聞自由轉向相對自由，報紙的性質也從“獨立的輿論機關”轉向“國家的宣傳機關”。

當今社會，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新媒體的廣泛運用，人人都是麥克風，新聞工作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國報業也處於改革轉型期，而如何攻堅克難，實現報業的順利轉型，是每一位新聞工作者所要深思的問題。近年來，西方一些主流媒體標榜新聞自由是徹底的、絕對的，借著“維護人權”與“新聞自由”的名義一再干涉別國內政，但實質上，這種所謂的“自由”是虛偽的，是被財團、企業所控的“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超階級的，新聞自由是相對的，必須受到一定法律規范和階級立場的約束。因此，我國報業要健康發展，必須與中國新聞實際緊密結合，新聞工作者要樹立正確的新聞自由觀，最終實現自由與紀律、自由與責任、權力與義務的統一。

參考文獻：

[1] 張季鸞.本社同人之志趣[N].大公報,1926-09-01.

[2] 徐鑄成.報人張季鸞先生傳[M].北京:三聯書店,2009.

[3] 王潤澤.張季鸞與大公報[M].北京:中華書局,2008.

[4]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榆林市委員會.張季鸞先生紀念文集[M].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