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黃楚新：在謠言面前保持沉默就是一種放縱

　　 黃楚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新聞學研究室主任

　　2015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日前在京發布。藍皮書對2014年92條典型假新聞的分析發現，有59%的虛假新聞首發於微博，首發於微信的假新聞雖然隻有7%，但辟謠難度更大。新媒體為何成為謠言的重災區？誰該為謠言造成的后果承擔責任？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新媒體藍皮書》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新聞學研究室主任黃楚新。

　　謠言一般在微博首發，但會在微信流傳得很廣

　　中國青年報：為什麼微博等新媒體會成為眾多假新聞的首發地？

　　黃楚新：微博、微信上會產生謠言，原因有很多。

　　首先，我國網民數量急劇增長。今年上半年我國網民數量預計要突破7億，其中83%以上都通過手機上網，也就是說有5億多是移動新媒體網民。這些網民不僅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時也是信息的見証者和發布者，他們可以把隨時隨地看到的、聽到的，在第一時間發布出去。他們也會因為好玩或好奇，發布未經証實的信息。

　　其次，一些營銷公號的有意為之。在粉絲經濟盛行的當下，微信公眾號的價值會通過關注者多寡來衡量。比如，一個微信公眾號如果有4萬個關注者，每發布一條信息的收益就有1500∼2000元，關注者增加，收益也會遞增。因此，一些營銷公號就會通過發布聳人聽聞的信息，來增加關注度，這些關注度就成為他們營銷的價碼。

　　第三，現在老年人上網的越來越多，他們熱衷轉發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信息。我前兩天還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評論，現在什麼都不能吃了，感覺都有問題。老年人接觸的信息相對比較匱乏，缺乏辨別真假的能力。他們會把微信上的消息等同於《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上的新聞，會深信不疑。

　　第四，一些境外組織聯合國內組織傳播政治謠言。比如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宣傳，對英雄人物事跡的抹黑和否認等，包括對狼牙山五壯士、董存瑞、黃繼光等英雄事跡的否認，對一些偉人的曲解、妖魔化。這些行為都是有預謀的意識形態斗爭的體現，因為動搖社會根基的前提是動搖社會的價值觀。這些謠言更值得我們警惕。

　　中國青年報：雖然首發於微信的假新聞隻有7%，但辟謠難度更大。這是怎麼回事？

　　黃楚新：和您分享一個我自己的小故事。6月25日一大早，我刷微信朋友圈，又看到好幾條“找孩子”的信息。其中有一條，“海南一對父母願把自己120平方米的海景房作為報償尋找丟失的孩子”。很引人注意，我就把這條消息裡的電話號碼，在網上搜索了一下。結果發現網上早就有這條消息了，只是把名字、地點、時間換了一下，這次是在海南，之前還有在深圳、河北等地。

　　我就在朋友圈裡將搜索結果，以截圖的形式發了出去。發布之后很快就有很多人點贊。可后來想想，我又覺得不太妥，在熟人圈裡這樣做，好像是駁了別人面子。我這種心理也可以反映出大部分人的心理。微信這個媒體相對比較封閉，屬於“熟人圈”。越是封閉的圈子，謠言越是難以破解。

　　對比微信和微博你會發現，微博就像一個信息的廣場，是各種信息的匯聚地。謠言很多，可辟謠方式和辟謠力度也很大。比如，你說某個食品有毒，很快就會有食品專家出來說，不是你說的那樣。而微信更像是一個私人的會客廳，信息的傳播在熟人圈子裡。你一般不會在家裡和人當面爭得面紅耳赤，還是要留留面子，和諧為主。所以微博的自淨化能力比微信要高，謠言一般在微博首發，但會在微信流傳得很廣。

　　我們在謠言面前保持沉默，其實就是放縱

　　中國青年報：我們發現，對於一些流傳甚廣的謠言，有些網友也會懷疑其真實性，但覺得能提醒人們增強防范意識也不錯。你說他是傳播謠言，他還覺得自己出發點很好。對於這種心理，您怎麼看？

　　黃楚新：從心理學角度來說，在新媒體時代，很多網友都有一種尋求“存在感”的心態。他們會積極轉發一些信息，一方面是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找到存在感，另一方面顯得自己消息靈通，成為朋友圈中的積極參與者和傳播者。

　　在新媒體環境下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提高每個人的媒介素養。如何提高？可以在中小學開設相關課程，在社區普及新媒介素養知識，包括新媒體的傳播特點，如何使用新媒體，以及了解我們每個人在新媒體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比如不傳播謠言，不過度發布信息打擾他人。

　　中國青年報：這些網上流傳的謠言都有什麼特征？作為普通網友，要分辨謠言，有沒有什麼操作性強的方法？

　　黃楚新：首先，看新聞要素。正規新聞都有五個基本要素——誰、何時、何地、做什麼、有何影響。一些謠言可能不具備這些要素。第二，看信息來源。有些人會通過PS等技術，使得謠言看上去像是來自中央電視台或《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如果你花一點工夫查一下，就會發現那一天根本沒有這個報道。第三，假新聞一般都會聳人聽聞，讓讀者感到不安、產生恐懼感。事實上，權威媒體報道一般都會比較客觀，不會讓你感到恐慌。第四，假新聞常常與生活、工作、家庭等緊密相關，比如食品、孩子、安全，因為這些主題最受關注、最有市場。

　　普通人要辨別謠言，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隨手搜索。對於一些聳人聽聞的新聞，根據關鍵詞或重要信息進行搜索，可能會發現類似的信息很早就出現過。 一旦發現謠言，我們每個人都有辟謠的責任，不要礙於情面。如果我們在謠言面前保持沉默，其實就是放縱了謠言的傳播，危害會更深更廣。

　　微博微信不僅僅是娛樂工具，而是媒體。是媒體就有監督社會、傳播信息、教育的功能，就有規避假新聞的職責。微信平台已經建立辟謠中心。我看了一下，自7月3日開通后，已經受理了200多萬條謠言，處理了20多萬條。用戶看到疑似謠言的信息，可以舉報給辟謠中心，平台將根據謠言的情況，將自己沒有能力處理的發給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分析。比如科學類的發給中科院之聲、科普中國，人身安全類的發給平安北京。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社會的廣泛參與會產生很大力量，這也符合新媒體參與互動的特征。微信可以把辟謠做成一項向用戶推送的服務，可以第一時間提醒大家哪些信息是謠言。

　　中國青年報： 對於微信上的公共號，您有什麼建議？

　　黃楚新：據統計，微信公共號目前以每天1.5萬個的速度增長，總數已經達到800多萬個，數量非常龐大，同時也給管理帶來了更大困難。

　　一方面，有些微信公眾號是營銷機構的，他們為了私利傳播虛假新聞信息。對於這部分公眾號，應該加大處罰力度，加大傳謠成本。現在對很多謠言隻做到了屏蔽，比起傳謠獲得的利益，差得太多。另一方面，雖然微信公眾號很多，但很多都是“僵尸號”，有了等於沒有。一些政府和傳統媒體的公眾號，還是按照傳統方式進行傳播，關注度並不高。新媒體時代是快讀、悅讀的時代，公眾號應該尊重新媒體傳播規律，把龐雜的信息濃縮起來，讓枯燥的信息變得賞心悅目。

　　隻要政府在第一時間客觀、公正地發布信息，很多謠言都會不攻自破

　　中國青年報：有人說，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老百姓不能分辨謠言，而是他們在事實真相不明確時，往往會傾向於選擇相信謠言。對此您怎麼看？

　　黃楚新：我們知道，謠言的傳播力度=事件重要性×真相模糊性。政府機構需要提高自己的信息傳播力度和意識，這將大大減少謠言的傳播。目前政府已經積極地走出這一步。

　　比如說，在前段時間長江客船“東方之星”翻沉事件中，6月1日晚上發生了事故，6月2日李克強總理在飛機上召開緊急會議，提到了七條指示，其中有一條指示就是關於信息發布的，要求及時、准確、充分發布救援進展的權威信息。所以這次事件發生后，沒有引起社會恐慌，質疑聲相對較少。像傷亡人數等都做到了第一時間公布。我看到權威媒體在採訪專家時，選擇了我國在河流、海事方面很專業的兩個院校，上海海事大學和大連海事大學的專家，他們的解釋比政府更加客觀公正。對於一些疑問，比如為什麼不在第一時間把船扶正，我看到專家的解答非常有說服力。這樣一來，謠言即使出現也很快就被覆蓋了。

　　政府掌握的信息肯定比個人要全面，隻要在第一時間客觀、公正地發布信息，很多謠言都會不攻自破。而一旦政府處理不當，很容易導致謠言滿天飛。當謠言盛行時，再去辟謠就晚了。謠言比真相跑得更快。

　　中國青年報：我們發現，網上很多謠言都是周期性的，經常辟謠，隔一段時間又會出現。對於這些謠言可以有什麼應對措施？

　　黃楚新：辟謠的成本比發布謠言的成本大多了。很多時候你雖然辟謠了，因為先入為主效應，有人還是寧願相信謠言也不相信辟謠。而且，網絡上有無數個端口，謠言很難一次全部清理干淨。網絡技術也在不斷發展，對管理者提出了很大挑戰，比如現在有一種“發后即焚”軟件，可以在信息發布后完全抹去發布者的信息，使得信息的傳播無從追蹤。

　　對於常見謠言，剛才提到的辟謠中心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另外，傳統媒體也可以參與進來。傳統媒體在深度報道和專業性上會更加突出，對於謠言，可以通過追蹤報道、社會調查等方式去查証、鑒別。

　　互聯網的本性是自由、平等、參與。我認為，應該在保証這三個特征的前提之下，對傳播虛假新聞的行為加大管理力度。比如說新加坡，今年上半年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住院，一名未滿16歲的男孩發布了“李光耀去世”的假消息。如果在我們國家，可能會因為是未成年人，進行教育、勸告就算了。但在新加坡不是這樣，一旦罪名成立，這名男孩將面臨不超過5萬新元（約合人民幣22.866萬元）的罰款，或10年以內的監禁。當然，我們國家有自己的國情，不能完全照搬。但對於網絡內容、技術和網民行為的管理，確實應該更加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