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以來,我國電視談話節目逐漸出現在電視熒屏上,發展速度快,節目數量多,是主持人與受眾之間互動的特殊節目形態。人物談話類節目是指主持人與嘉賓之間的互動交流,嘉賓一般隻有一位,大多數是某領域的學者專家或某件事的當事人,話題自然就嚴肅一些。本文所研究的談話節目則是娛樂性談話類的,也就是指受邀嘉賓為娛樂圈內的明星,娛樂談話節目人數可多可少。訪談式談話節目與娛樂式談話節目有很大區別,前者的話題、角度往往經過重重篩選,專業性更強﹔而后者的話題、角度比較接地氣,氣氛更顯輕鬆,話題可以是確定的,也可以是非確定的,在主持人的引導之下,在節目中了解人物以達到娛樂目的。本文以台灣娛樂談話節目《康熙來了》為例,分析其主持人的採訪技巧,以供大陸的電視談話節目借鑒經驗。
一、《康熙來了》節目主持人採訪技巧的特點
(一)主持人採訪風格搞怪隨意
徐熙娣和蔡康永在主持《康熙來了》的過程中幾乎採用即興方式,很少需要准備台本,他們在節目中時常調侃被訪嘉賓,且語言風格明快大膽,給人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感覺。例如,“情歌王子”張信哲做客的那期節目裡,主持人尤其是徐熙娣不時拿他高亢的嗓音開玩笑,在節目一開始蔡康永就問徐熙娣對唱歌調子比自己高的男生有什麼看法,隨著節目的進行兩人又分別以“你覺得自己會漸漸變成費玉清嗎”“你在家會穿女裝嗎?”“你連罵人都會很書生氣嗎?”之類的看似搞笑的問題調侃“情歌王子”。
徐熙娣和蔡康永不僅僅會拿嘉賓開涮,也會經常無所畏懼地嘲笑搭檔或自我調侃,尤其是徐熙娣更是對破壞自己的形象屢試不爽,使觀眾在觀看每期節目時都爆笑不斷。另外在多期節目中,徐熙娣都會跟女嘉賓比身材,還時不時顯擺自己會跳恰恰,甚至用夸張的肢體語言與嘉賓互動,還不忘調侃蔡康永人氣沒有她高,大有將搞怪進行到底之勢。
(二)主持人的搭配技巧
徐熙娣和蔡康永的搭檔,組成別具一格的“奇怪”組合,與節目定位——為年輕人打造報道“奇人怪事”的談話類節目——是極為吻合的。“康熙”二人組合奇怪的原因在於他們是風格迥異的人。徐熙娣是古靈精怪且以刁鑽快嘴聞名的娛樂圈活寶,而蔡康永一個飽覽群書而想法另類的知名作家,這樣兩個反差極大的主持人搭配在一起,成功地俘獲了觀眾的心。為了追求節目的綜藝效果,同時也是節目的需要,又增加了助理主持人陳漢典。在兩位大牌主持的“百般凌辱”下陳漢典反而迅速躥紅,同時也給觀眾帶來了更多的看點與笑料。
(三)主持人的言語風格
《康熙來了》的三位主持人在節目現場的談話充分發揮智慧頭腦隨機應變的能力,適時地使用一些語言技巧對節目進行了有效的掌控和引導。他們善於與嘉賓、觀眾溝通交流,除去背記台詞外,還能依據現場反應用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即興發揮,以達到烘托氣氛、引發共鳴的效果。
徐熙娣和蔡康永的主持語言風格特點是刁鑽、搞笑、開放,並且充滿戲謔的生活化色彩。這樣的語言風格一方面可以充分調動節目的氣氛,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嘉賓與主持人之間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這種帶有后現代色彩的語言風格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使觀眾在這樣的語言氛圍下感受到節目所帶來的愉悅感。《康熙來了》的語言風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流行口語
由於《康熙來了》的觀眾群主要是以台灣地區的年輕觀眾為主,因此該節目主持人的語言中大量運用了年輕人喜歡的流行用語及本土化口語,使主持風格生動活撥、狂野粗放,拉近了主持人與觀眾的距離。當然,流行口語的大量使用也容易造成部分語言的粗俗化,對青少年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2.語言夾用
由於《康熙來了》是現場錄制的談話節目,主持人會在事前根據當期話題做一些准備,而現場談話部分完全依靠即興發揮,因此難免會產生口誤,出現一些不合語法規范的語句。實際上,《康熙來了》的三位主持人是有意使用一種不符合語法規范的句式,即語言夾用,比較常用的是漢語中夾雜英文,使節目風格顯得輕鬆活撥、生動有趣。但是語言夾用的使用需要注意場合和方式,避免過度使用顯得矯揉造作。
3.話語打斷
按照日常會話的基本規律,主持人與嘉賓的交談是交替進行的。但在實際談話中,可能出現多個接話者爭搶回答或者受話者對發話者談話結尾判斷失誤的情況,這時候就會導致發話者的談話被強行打斷,使話輪發生了轉移,這種現象被稱為話語打斷。
在《康熙來了》中,話語打斷現象比比皆是,除了活躍氣氛,話語打斷有時還能發揮其他功能,比如延續話題、轉移話題、提出己見、更正補充等。主持人可以通過話語打斷來控制話題發展、掌握節奏。雖然從禮貌原則來看,打斷嘉賓的講話有時有失禮貌,但在《康熙來了》的娛樂氛圍中,打斷彼此的談話不僅不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反而成了制造娛樂效果和推進節目進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當然《康熙來了》的主持人也會根據不同的嘉賓類型選擇不同的話輪交替方式:對於娛樂性較強的來賓,主持人話語打斷的頻率極高﹔而對於稍嚴肅或正式的來賓,主持人就會釆取偏正統的一問一答的互動方式,但偶爾的靈光一閃式的話語打斷,同樣能夠在這種嚴肅的談話氛圍下創造片刻娛樂的火花,這也是《康熙來了》作為一檔談話類娛樂節目與其他正統談話類節目不一樣的地方。
(四)主持人的體態語言
徐熙娣一直以她多種多樣的面部表情和毫無章法的動作表現勾勒出她獨特的主持風格。從節目早期的片頭就可以看到,在搞笑的音樂聲中,伴隨著一隻不停擺動的“百寶箱”的出現,飛出的是各式各樣的主持人的臉部特寫照片,徐熙娣急速轉換的各種“猙獰”表情讓人笑不可抑。還有她勁爆的語言以及在節目中的大膽動作無不讓人捧腹大笑。《康熙來了<華人電影巨星光臨康熙>》這期節目中,徐熙娣問劉德華現在愛練哪一種舞,劉德華本想認真地回答,徐熙娣突然起身扭動身體大跳起國標,還對天王大喊“你過來接我啊”。劉德華想把她勸回座位,可徐熙娣卻借勢繞著劉德華跳得更起勁……這些都使節目的娛樂效果大大增加。
二、《康熙來了》節目發展的理想狀態
(一)走親民化路線
《康熙來了》的收視率是賴以生存的根本,節目的形式、內容、效果需要走高端的路線,但是要得到更多的收視群體的認同,更多的人去觀看,有了一定的收視率,節目才能生存下去。“高端”是電視訪談類節目區別於其他電視節目的一個特點,所以在節目的開始,主持人就應該運用適當的與主題相關的生活的話題與嘉賓交流,把高端的人物拉向低端化。人物與觀眾的距離感是互相的,這不僅僅與觀眾,在演播廳中,人物與主持人也有一定的距離感,而主持人必須先克服自身與嘉賓的距離感,把自己當成觀眾,去問一些觀眾想要知道精英人物的問題,從而讓觀眾有種親民的感覺,從生活話題切入是很好的選擇。
(二)雅俗共賞
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文化以及大眾文化都已經在它們各自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比較獨立的文化階層,但是從整體上而言,文化以及大眾文化一直以各自獨立的狀態來顯現出來,並沒有非常清晰的界限,而是呈現出一種共時性的特點。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兩者一直處於一種動態的交融中發展起來的。尤其是當隨著新媒體的發展,文化以及大眾文化兩者的界限已經逐漸消融。
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電視的談話節目更應該彎下腰,走一種“雅俗共賞”的道路,無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裡巴人,都應該同等對待,這樣無論對受眾精神文化的接受,還是對電視節目自身價值的實現,都大有裨益。如今電視節目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觀眾想看的,另一種是媒介想讓觀眾看的。高雅,可以貼近觀眾所想時就會多一點主動和理性﹔通俗,可以媒介在制作出想讓觀眾看的節目時,少一點功利、強制。電視文化類節目需要把握好“雅”和“俗”之間的度,實質上是對自身的文化目標與價值進行選擇,最大限度地縮小“觀眾想看的”和“媒介想讓觀眾看的”兩者之間的距離。
三、《康熙來了》節目主持人採訪技巧對大陸娛樂節目的借鑒
筆者認為以《康熙來了》為代表的台灣電視談話節目有以下三方面值得大陸同類節目參考學習。
(一)注重主持人個人風格的塑造
主持人在娛樂談話節目中的作用舉足輕重,可以說是一個節目的品牌形象。這一點尤其在台灣談話節目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康熙來了》的兩位主持人在個人風格方面、外形、氣質和語言都與節目的風格相得益彰。還有如台灣綜藝節目《超級星期天》等節目的張小燕開創了台灣的快嘴主持風格,成為台灣綜藝主持界的當紅偶像。同樣名嘴吳宗憲敢於丟掉偶像包袱,以搞怪愛亂講話與機智滑頭形成獨特的“吳氏風格”,奠定了其在台灣主持界的一哥地位。而這也是內陸的電視娛樂節目主持人需要學習借鑒的地方。當然在大陸的電視娛樂節目中,也有為數不多的個性主持,其中《快樂大本營》節目的主持人何炅、《魯豫有約》的主持人魯豫等個人風格塑造比較成功。這些主持人或沉穩冷靜,或機智感性,或輕鬆活潑,已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採獲得了多數觀眾的認可。但是有相當一部分沒有形成自己個人風格的主持人,因此也就難以吸引關注和抓住觀眾收看節目的欲望。
(二)節目嘉賓類型的多樣化
《康熙來了》作為一檔電視談話娛樂節目,大部分的嘉賓來自娛樂圈,但並不隻局限於演藝界。《康熙來了》還邀請過比如連戰、馬英九等台灣政壇要人,向觀眾展示政壇人物不為人知的幕后生活,還邀請過hold姐這樣的社會熱點人物,通過其搞笑的表現以及大眾對其熟知度來制造娛樂效果。《康熙來了》首期嘉賓邀請的是國學大師、素有“毒舌”之稱的李敖,快嘴快舌的李敖在節目中與兩位主持人互相的調侃使節目大受歡迎,節目一炮走紅。相較之下,大陸同類型綜藝節目的嘉賓類型就顯得有些單一。
(三)制作成本低但回報率高
《康熙來了》為了降低成本:沒有現場觀眾,避開了奢華的演播廳進行節目錄制﹔對明星大腕上節目的時間精心選擇檔期,節省出嘉賓高額的出場費。既沒有煞費苦心的特效,也沒有奢華的演播廳,但卻憑借精彩的節目內容以最低的制作成本贏得了最高的回報。《康熙來了》將娛樂精神發揮到了極致,讓名人平民化,往往能在隨意的閑聊中爆料,使觀眾得到極大的滿足感。反觀大陸的談話節目演播廳大都布置豪華,可談話內容大多是嘉賓的陳年舊事,並無爆料且缺乏新意。
結論
眾多台灣娛樂談話節目不僅受到大陸觀眾的追捧,也成為大陸各電視台爭相模仿的對象。可由於社會制度和環境等方面,大陸跟台灣媒體的性質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不能完全照搬台灣的談話節目。台灣的商業競爭更加激烈,這就導致各個電視台以追求高收視率作為目標,難免降低節目品位,造成低趣味的現象產生。在台灣的電視談話節目中偶爾會使用一些不雅詞匯,此外在多期節目中還充斥著許多妖魔鬼怪的迷信言論。對於這些不良現象,媒體應承擔其應有的社會責任,予以規范和避免。總之,在追求精神食糧的過程中,娛樂性的談話節目不能失去原則性,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的綜藝節目都應該以維護社會的和諧為准則。(作者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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