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電影”特指從1938年底到1945年抗戰期間,在以陪都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出現的電影及其制作、發行體系,是抗戰期間中國電影史最為重要的電影現象。日前,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院長虞吉在重慶圖書館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系列講座上,與讀者一起分享了抗戰時期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電影的故事。
中國電影制片廠落址觀音岩
“大后方電影比任何一種藝術形式與政治的關系都要緊密。”虞吉說,作為戰時的陪都,國民政府的遷入給重慶電影帶來大飛躍。這期間,中國電影制片廠、中央電影攝影場等都有卓越的成就,中華教育電影制片廠、中國農村教育電影公司等也相繼成立。
1938年9月份,武漢淪陷后,原本從上海遷到武漢的中國電影制片廠又遷到了重慶,“廠址就在重慶觀音岩純陽洞。”虞吉說,遷到重慶后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建成了四個攝影棚,直到1946年遷回南京,前后八年的時間裡,拍了十幾部故事片,幾十部紀錄片。有正面描寫長沙會戰的《勝利進行曲》,有反映農民積極支援抗戰的《好丈夫》,有由日軍戰俘集體出演自身經歷的《東亞之光》,有刻畫敵偽特務經歷思想轉變的《火的洗禮》等。
《日本間諜》是抗戰時期的大片
“在大后方當時有5個主要的電影制作單位,拍了兩百余部影片,其中的17部故事片有著不容忽視的歷史價值與作用。”虞吉說,這些故事片中《日本間諜》、《東亞之光》兩部意義重大。
《日本間諜》堪稱大后方電影中的大片,是根據一名叫范士白的意大利人的自傳《神明的子孫在中國》改編而成。虞吉告訴記者,這部片子投資相當大。主演羅軍為了演一個意大利人,將自己的眉毛、頭發全都剃了,用黃毛來沾,用膠做高鼻子。“化這樣的妝需要三小時,每次的花費要1000元。”虞吉說,此外還要在重慶搭出東北雪景也不是簡單的事,這些都要花費相當多的錢,
《東亞之光》是大后方電影的代表作,“這是一部紀實性故事片,實踐了在故事片裡大量使用紀錄的形式,這種形式當時在世界上還史無前例。”虞吉說。“真實性”正是這部影片的特點,重慶“博愛村”戰俘收容所的實景拍攝、日本戰俘的現身說法,都使這部影片在抗戰的關鍵時期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最大實績表現在紀錄電影
大后方電影的最大實績表現在紀錄電影創作方面。紀錄電影由於宣傳報道的需要大量攝制,除了新聞紀錄片外,風光紀錄片、時事專題紀錄片、人物傳記也先后出現。虞吉介紹說,除了種類豐富,紀錄片的長度也不斷增加。第一部大型紀錄片《民族萬歲》,拍了4年,共9本,時長達2小時。
除了影片長度變長,中國紀錄電影也發生質的變化,“《西藏巡禮》比較詳細地報道了抗戰時期西藏的動態和風土人情。”虞吉介紹說該片真實呈現了70年前的歷史性場景,“馬思聰還為《西藏巡禮》等片創作了系列主題樂曲,朴實的紀實主義拍攝手法使得這部片子同時也具有了人類學電影的一些特征。”(見習記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