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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悲歌——

電影《黃金時代》中女性形象分析

王世穎

2015年08月10日13:48    來源:視聽    手機看新聞

摘要:電影《黃金時代》很顯然是一部優秀的女性主義電影,它以女性的故事為主線,試圖通過多方面、多視角還原作家蕭紅的生平事跡。主要講述了蕭紅為了追求文學上的精神獨立和自我價值,在一個並不平和的“黃金時代”裡發生的故事。本文將通過女性的“他者”身份和被“建構”的女性兩方面來分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

關鍵詞:“他者”身份﹔女性形象﹔黃金時代

法國女權主義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述的《第二性》中論述道:“女性是后天塑造的,而非天然生成的。”①也就是說,女人不是天生的第二性,社會生物學對於女性的歧視是一種文化產物,女性作為性別,應該具有生理和社會的雙重屬性。許鞍華的電影善於呈現女性的社會屬性。許鞍華的電影總是彌漫著不安,有時淡然,有時卻令人痛不欲生,其中負責承受這種不安的往往是女性。在影片《黃金時代》中,主要講述以蕭紅為傳主而延及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眾生相,在過客般的時代人物背后潛藏著的,依舊是許鞍華作品裡不變的非典型女性形象:倔強、果敢、善解人意,愛人與愛己平等,蕭紅與丁玲或梅志,對抗命運,但又對世界充滿依戀與希望。

電影《黃金時代》很顯然是一部優秀的女性主義電影,它以女性為故事的主線,通過多方面多視角試圖還原作家蕭紅的生平事跡,主要講述了蕭紅為了追求文學上的精神獨立和自我價值,在一個並不平和的“黃金時代”裡發生的故事。

一、女性的“他者”身份

在社會性別秩序中,女性都是被建構的,是男權社會的一種內化。在影片中(或現實中),蕭紅的婚姻是由家人來安排﹔在經濟窘迫的時候投奔未婚夫汪恩甲﹔是蕭軍發掘了她的才華,並將她帶進文壇﹔同樣作為作家的蕭軍是不允許蕭紅的文學成就高於自己等等,都可以看出在這個“黃金時代”中,女性的命運與自由並不是完全由自己決定的,女性隻能處於客體(“他者”)的地位,隻能依附於主體(男性)才能生存。

(一)男權制度中的蕭紅

在蕭紅的一生中,有兩個重要的男性——蕭軍和端木。按照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所寫,也如影片所反映的,在蕭紅的童年真正帶給她幸福感的似乎隻有祖父一人,她“從祖父那裡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惡以外,還有愛和溫暖”,但是祖父在她很小的時候便去世了。而她的父親暴戾冷漠(在電影裡唯一的出場就是踢了蕭紅一腳),父親是作為權力的掌握者,給蕭紅的隻有制約和束縛。因此,在蕭紅的情感線索中,與蕭軍這個粗線條的、家庭強有力的保護者、有暴力傾向的、不善於情感溝通的男性形象相愛,其實是她對童年的重建——重建與同樣具備以上特點的父親的關系,但最終這種重建是以失敗告終的。而蕭紅選擇與端木在一起,端木代表的男性形象與蕭軍是完全相反的,他懦弱卻溫柔,退避卻細膩,是重建童年宣告失敗的蕭紅抓到的一棵救命稻草。端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貼合了蕭紅的祖父形象——他雖然疼愛蕭紅,但因為在蕭紅記事時便年逾古稀,很快就去世了,而且在家族中並沒有話語權,所以仍舊無法依靠。因此,蕭紅與端木的結合,是另一個維度上對童年的重建,即借愛情名義重建與祖父的關系。

唯有在蕭紅與魯迅的關系中,蕭紅作為女性是相對自由的。在蕭紅對自己精神自由的追求道路上,最能夠了解她的就是魯迅。魯迅也是蕭紅在追求自己的道路上,唯一沒有阻攔她的男性。但正因為如此,魯迅也是孤獨的,他在寫給二蕭的信裡說:“我的確常常感到焦煩,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獨戰的悲哀。”魯迅在精神上對蕭紅的認同,也就是在男權當道的社會中,對女性主體的認可,所以他為自己無力改變社會,改變現狀而感到孤獨。

(二)追求自我的蕭紅

雖然在情感上,蕭紅具有十分強烈的依賴性,但在文學選擇上她實現了更高的獨立性。她所依賴的蕭軍決定去延安,她沒有跟隨她,這是一種文學的選擇﹔她在文學理念上與左聯相隔膜,她實踐了魯迅的精神,不接受那種迫近的功利性文學表達。從這一點蕭紅可以看作是對女權主義最好的詮釋,她重視自我意識,努力去實現自我的價值。正如蕭紅為了自己的文學愛好,可以違背父輩的婚約,逃婚離家出走,鬧得家族名譽掃地,從此不再與父母親人相見﹔她還可以為了自己能夠有個安靜的環境寫作,放棄與深愛著的、和自己共患難的蕭軍奔波生活,選擇了性格軟弱的端木蕻良﹔她甚至為了自己拋棄自己的兩個孩子。蕭紅所做的這一切事情都是一種對自我的追求,對女性在男權制度壓制下的反抗。

在父權制和菲勒斯中心主義的大背景下,男性作為主體,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對父權秩序的叛變,最終的結局是會遭受到懲罰的。蕭紅雖然在文學上的成就頗高,一直在追求精神上的獨立和自我價值的實現,但是,蕭紅的命運並不可觀。蕭軍和蕭紅在一起期間,還繼續和別的女人來往,在蕭軍的愛情觀裡“愛便愛,不愛便丟開”就可以看出,男性對於女性的一種佔有、一種霸佔。在男性世界裡,女性是不應該有自主權力,隻能是男性本能的附庸品而已。許鞍華在影片中借著許廣平的口對蕭紅的這段生活進行了提煉:“蕭紅先生文章上表現相當英武,而生活中多少還賦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處理一個問題時,也許感情勝過理性。”蕭紅在反抗男權束縛(離開蕭軍)的同時,又進入另一種(端木)束縛中。其實,在這種社會制度中,男權是無處不在、無處可藏的。蕭紅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致使自己最終走向毀滅,這也是在男權社會中,有自主意識的女性的最終結局。

二、被“建構”的女性

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們認為:父權制社會的文化意識形態就是奴役女性,使女性喪失了“自我主體”身份的“他者”。在男性社會象征秩序中,女性按照“男性他者”的要求被建構起來,女性不是女性自己的女性,而是男性社會秩序所歸位的女性。②在影片中,除了蕭紅之外,還有兩位女性值得注意——丁玲和白朗。在丁玲和白朗的身上,同樣也有著蕭紅般的女性氣質,丁玲第一次見到蕭紅的感覺“當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春初,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狂的我,驟睹著她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率真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的少於世故”。但是丁玲不同於蕭紅的是除了這種女性氣質之外,丁玲身上還有一種男性的革命情懷,從身份上來說,丁玲是軍人,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下的產物,是男性社會的認同者。同樣,白朗也是同男權社會站在一起的,在他們排練話劇中,她扮演的是男性角色,而她的丈夫卻扮演的是女性角色。這就是丁玲與白朗和蕭紅之間不同的地方,丁玲和白朗是在男權秩序下進行寫作,是一種主流話語,是在父權制社會中被“建構”起來的女性。

作為傳統女性的代表——許廣平和梅志,完全是男權秩序下的產物,在家裡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她們的欲望都是被限制和禁止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說:“女人所受到的教育就使她缺乏主動精神,習俗令她們雪上加霜。”③而對許廣平和梅志來說,她們是被動的、軟弱的,她們隻能聽命於他人。

小結

總之,對心靈自由的追求才真正是“黃金時代”最核心的本質。正如影片結尾引用蕭紅小說《呼蘭河傳》中的話所說:“黃瓜願意開一個黃花,就開一個黃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這種自然而然的生活,就是蕭紅一生對自由和獨立的向往。

影片《黃金時代》既是寫蕭紅的,也是寫“蕭紅們”的生活。許鞍華用嚴肅的創作態度、精良的制作水准、精美的影像質感,打造自己心目中的那個黃金時代,忠實地將哪怕是微末的細節都還原為影像,讓觀眾自己通過影像客觀地還原自己心中的蕭紅和那個“黃金時代”。許鞍華用獨特的手法表現自己眼中的女性,這本身就是一種不隨波逐流,不妥協現實的女權主義。(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

①③西蒙娜·德·波伏瓦,鄭克魯譯.第二性[M].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9,56

②章旭清.“他者”與“解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關鍵詞解讀[J].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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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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