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域文化是文學創作的資源寶庫,而文學作品則是地域文化傳播的“形象大使”。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建構出豐富多彩的陝北文化形象,既有居住文化、飲食文化和服飾文化等“硬形象”,也有語言文化、民間習俗和人物性格等“軟形象”。通過這些文化符號的展示,促進了地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地域文化認同的建構和“他者”形象的重構,對陝北文化形象的傳播與建構起到積極作用。
關鍵詞:陝北文化﹔形象傳播﹔形象建構
一、文學作品與地域文化形象傳播
1.地域文化:文學創作的資源寶庫
“不是在某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寫出那種環境﹔在那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種環境,去描寫別種來。[1]”文學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特別是現實主義文學中,其素材必然源自真真切切的生活體驗。中華大地上蘊藏著風格迥異的地域文化資源,自然風貌、風俗民情、人物性格等各方面差異化的文化存在是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的資源寶庫。不同的文化體驗隱藏著諸多持久滋養文學創作的地域元素。對於創作者而言,長期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文化范圍中,多年積攢的生活經驗促使其有能力駕馭好這些地域文化元素。創作者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學創作,既能得心應手的詮釋好地域特色,又能使文學作品更加貼近真實。同時,很多創作者也有傳播自身地域文化形象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進而成為其創作文學的動力。
《平凡的世界》(以下簡稱“《平》”)的作者路遙就是一個對陝北有著極深感情的人。“作為一個在陝北黃土高原上長大的、滿熏著農民氣質的作家,這片土地上的一切對他是那麼親近,那麼富有誘惑力。[2]”路遙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曾多次表達自己對於黃土地的摯愛之情,其在《平》的封底中就飽含深情的寫下了“謹以此書獻給我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3]。路遙的生活經驗為小說創作積累了大量創作素材,在此基礎上進行適當的整理、加工、提煉和潤色,就形成了極具地域風格的文學作品。
2.文學作品:地域文化形象傳播與建構的重要載體
文化趨同性使得弱勢文化的生存空間受到強勢文化的擠佔,地域文化的獨特性逐漸被蠶食。如何傳承和傳播地域文化,擴大其影響力,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必然要面臨的問題。
文學作品作為一種古已有之的傳播渠道,在媒介發達的現代社會依然在地域文化形象的傳播與建構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文學作品從現實文化中提煉出地域文化形象,通過特色鮮明的人物性格和生活情境的設定,展現地域文化的精髓,加深對地域文化的理解與接受。
文學作品給地域文化傳播帶來地理空間上的跨越,促進文化跨地域的傳播與交流。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能夠促使某一地域文化獲得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認可與接受,促成地域文化的“走出去”。例如老舍對北京市民文化形象的傳播,巴金對四川封建家庭文化形象的傳播,沈從文對湖南土著文化形象傳播,陳忠實對關中家族文化形象的傳播,路遙對陝北黃土文化的傳播,無一不是將文學文本作為地域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同時,通過某些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影視作品,又給地域文化帶來“二次傳播”,形成更為深遠的影響,
二、《平凡的世界》對陝北文化形象傳播的具體呈現
1.陝北文化中的“硬形象”
文化傳播中的硬形象主要是指居住文化、飲食文化和服飾文化等以物質形式呈現出來的文化形象。
《平》所呈現的居住文化也可以稱之為“窯洞文化”。窯洞是黃土地上特有的居住方式,它取於自然,融入自然,是“天人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窯洞對於老一輩的陝北農村人來說,不僅承載著居住功能,更是一種精神支柱,是很多人一生的奮斗目標。窯洞的好壞和檔次,也是陝北人的貧富、地位和身份的一種象征。因此,支撐著孫少安艱苦奮斗的原動力就是為家裡添上幾孔新窯洞。打拼多年的新窯建成,對於孫玉厚則是“了卻了他此生最大一樁心願”[3]。
陝北人民將面食文化發展到了極致,單一的材質變幻出豐富的食物種類。這些主要的食物種類在《平》中幾乎都有亮相,饃饃有白面饃、玉米面饃、高粱面饃等多種樣式,面條有面條、面片、炒面多種吃法,還有蕎面饸饹、油糕等。而飲食文化背后折射的經濟差距也極具地方特色,例如學校食堂中“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饃,玉米面饃,高粱面饃﹔白、黃、黑,顏色就表明了一種差別”[3]。
在不同社會的文化背景下,服飾承載著環境、生理和群體心態特征等千差萬別的信息[4]。陝北人的衣著服飾注重簡朴、實用、大方,其中最典型就是白羊肚手巾,由於陝北地區多風沙的地理條件,用白羊肚手巾包頭可以阻擋風沙,同時還有夏遮晒冬御寒、可擦汗洗臉的好處。而且,嶄新的白羊肚手巾裹在頭上還能告訴別人日子過得比較舒適。例如,《平凡的世界》中,當金光亮得到兒子金二鍵要去當兵的消息時,非常得意。“后來,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過節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頭上包了一條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裡裝了幾盒帶錫紙煙,到村裡轉悠去了。”[3]此外,陝北人過冬御寒的服飾則主要是羊皮襖,文中描述到“(冬天)人們都穿起了臃腫的棉衣棉褲,披上了老羊皮襖”[3]。
2.陝北文化中的“軟形象”
文化傳播中的軟形象主要是指語言文化、民間習俗和人物性格等等非物質方式呈現的文化形象。
方言是語言的地域性變體,是地域文化的載體和靈魂。方言的運用能使小說中的人物更具有神韻,更顯得真實,能夠使讀者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其根本原因在於方言口語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那種直接的親和關系,同樣也在於方言口語本身所攜帶著的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5]”路遙在《平》中大量運用 “瓷腦”、“婆姨”、“串門子”、“圪嶗”、“后生”等方言詞匯,不僅展示了陝北方言的特色和魅力,促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推進,同時呈現出了原汁原味的陝北文化,給地域內的讀者帶來親切感,給地域外的讀者帶去新鮮感。
陝北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如民歌、秧歌、剪紙、腰鼓、嗩吶、說書等。這些藝術形式是民間文化的魁寶,是研究陝北文化的“活化石”。《平》中陝北民間藝術的展示既是民風民情的真實再現,同時也借以傳遞出人物的喜怒哀樂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而陝北地區的婚喪嫁娶和各種節日(如春節和打棗節)則是陝北民間習俗文化最集中的展示舞台,《平》對此也進行了極為細致的描寫。
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陝北人具有性格豪爽、淳朴善良、勤勞奮斗的精神特點。殘酷的生存環境並不能淹沒陝北人對幸福生活的憧憬,他們堅韌地抗爭著,用自己勤勞的雙手改變著眼前“爛包的光景”。《平》中的孫少安和孫少平等人物形象成功的融合典型陝北人物性格,他們對現實困境不抱怨、不退縮,在各自選擇的奮斗道路上,通過自己的雙手創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們在道德上展示出陝北人的淳朴善良,孫少平盡管在外掙錢不多,卻也時常惦記著家中的光景,給父親和妹妹也常有經濟上的支援,而孫少安在“發家致富”的奮斗道路中,始終不忘帶動鄉裡鄉親共同致富。
三、《平凡的世界》對陝北文化形象的建構作用
1.傳承和發展地域文化
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在追逐物質生活的時候卻忽略了對精神文化的傳承。各種新鮮感十足的外來文化蠶食著地域文化的生存空間,文化趨同背景下的陝北文化也難以逃脫這樣的窘境。如果從改善居住環境的角度看,從窯洞搬進商業住宅倒可以理解,但是像秧歌、剪紙、腰鼓、嗩吶等陝北風味的文化藝術受冷落卻是十分可惜的。
《平》中對陝北文化的細致描述是意義深遠的“文化課”,激起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記憶與審視,因而有某種“歷史資料”的存在價值。《平》作為文學媒介通過對地域文化的記錄與傳播,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地域文化的發展方向,在堅守傳統文化本質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化,以達到地域文化的良性重構。同時,《平》所展現出的傳統文化的魅力,甚至會直接給一些讀者帶來學習的興趣和動力,為文化傳承起到現實作用。
2.建構地域文化認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談到了“想象的共同體”能夠催生出民族國家“認同感”,在一定的空間范圍中人們雖然未曾謀面,但卻可以通過傳播媒介構建出“休戚與共”的認同感,特別是通過想象性文藝方式建構出來,如“小說”與“報紙”等[6]。個人或群眾通過傳播媒介中的地域文化形象形成自己的感性和理性認識,從而形成對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集體想象。《平》中所展現的陝北人豪爽、勤奮的性格特征,獨特的居住和飲食,親切的鄉音土語,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這種文化熟識度和親和力給讀者帶來極強的共鳴,成為構建陝北人文化認同的基石。例如,在電視劇版《平》熱播之后,路遙的母校延安大學校園內就先后挂起了橫幅“像孫少安一般去奮斗,像田潤葉一樣去愛”、“母校:不好好奮斗額捶你呢 學生:害哈蘭(知道了)”,這兩條橫幅就折射出《平》給地域內的人們帶來了文化認同感,甚至是文化自信。
3.“他者”形象的重構
地域形象“他者化”建構是媒介社會的必然產物。對地域外的受眾來講,他們具有“真身不在場”的特征,因而對於某一地域的形象感知就是來自各種傳播渠道提供的信息基礎上進行的想象性建構。而傳播渠道中的信息總是會被有意或無意的選擇、加工、重塑和表達,並由此產生一些標准化、模式化和定型化的“他者”形象。
20世紀末,陝北形象在媒介傳播中的“他者”形象定型為的貧窮和閉塞,群眾思想落后,憨厚老實。而隨著陝北能源開發,媒介中的陝北形象成了遍地都是“暴發戶”,給人一種文化水平不高,蠻橫不講理的歪曲形象。這種定型化的消極的“他者”形象顯然與真實的陝北形象是不吻合的。
《平》中所展現的“他者”形象則是積極的重構。特別是隨著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平》,在聲音和畫面的幫助下看到一個更為具象的陝北文化形象,帶來了更多積極意義的“他者”形象。孫少平和孫少安的形象塑造讓人們看到了不畏貧窮,靠自己的雙手改變生活的奮斗形象,也看到了淳朴的陝北人之間的互幫互助,共同致富的團結精神。
參考文獻:
[1] 茅盾.茅盾全集(卷18)[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2] 趙學勇.路遙的鄉土情結[J].蘭州大學學報,1996(2).
[3] 路遙.平凡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
[4] 周鴻鐸.文化傳播學通論[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5.
[5] 鮑東梅.方言小說的地域性和民間性[J].鞍山師范學院學報,2007(1).
[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