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媒體醫患關系報道的失范現象探析

2014年8月12日，一則標題為《湖南一產婦死在手術台 主治醫生護士全體失蹤》的新聞在網上瘋傳。在新浪微博上，短短的數小時之內，此新聞的轉發量就達到上萬條。產婦在醫院死亡，醫護為何集體失蹤？這種帶有曖昧性和煽動性的標題再次挑動人們對於醫患關系的敏感神經。不出所料，眾網民在第一時間將其定性為一起醫患糾紛事件，並紛紛將矛頭指向這批“不負責任”的醫護人員。

然而，更富戲劇性的是，就在該起事件發生后的第二天，不少網民的情緒開始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當初義憤填膺的情緒，到逐漸開始冷靜反思事件起因﹔從當初對醫護人員的指責，到開始分析產婦家屬的魯莽沖動。無疑，網民情緒的回落與網民自身素養和理性程度的提高有關。但是，這也與事后多方媒體對於該事件的推進、跟蹤、解釋和深度細致報道不無關聯。

一、媒體在醫患關系報道中存在的失范現象

1、 片面呈現醫患事實，輿論導向不得力

在信息大爆炸的當下，媒體是受眾了解信息的窗口，是替受眾明辨是非曲直的眼睛，更是為受眾提供思想、行為等方面決策的意見領袖。受眾對於媒體的信任也正決定著媒體正確把握輿論導向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在醫患關系方面，充當中間角色的媒體，對於厘清醫生與患者之間關系，正確引導社會輿論，都扮演著顯著角色。

“產婦死亡醫護全失蹤”事件之所以再次點燃全民對於醫患關系的關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某些媒體在起初報道時的不負責任行為。部分媒體通過玩弄文字游戲，或者只是片面的呈現部分客觀事實，以偏慨全，給受眾傳達出一種“產婦因醫治不得力而死亡，全體醫護人員卻全體失蹤”的即視感，將社會對醫護的輿論導向一種偏激而片面的方向。媒體這種有意或無意識的醫患關系報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挑撥了患者與醫生之間的關系，助長了患者對醫護人員的仇視心理，不利於建構和諧的醫患關系。

2、 報道中過分渲染，刻意制造轟動效應以吸引眼球

注意力經濟時代，受眾的注意力已經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如何在浩渺的信息海洋當中博得受眾的關注，成為媒體與媒體之間競爭的關鍵之所在。在新聞信息的生產中，部分媒體將社會責任置若罔聞，一味的追逐經濟利益，故意對新聞事件添油加醋，過分渲染，以此來達到自身的目的。

近年來，醫患關系一直是新聞報道中的熱門話題，是受眾所關心的敏感點之所在。湖南產婦死亡事件發生初期，媒體爭相進行報道。在部分媒體的新聞報道中，更是出現了“慘死”、“含淚”等帶有傾向性的詞語。在電視新聞的畫面中，產婦死亡在手術台，家屬在旁邊抱頭痛哭流涕的慘烈畫面更是毫無遮掩的被傳播出來。這種極富沖擊性的字眼和畫面，不僅僅是對產婦家屬的二次傷害，也成為受眾對醫護人員強烈指責的直接導火索。

過分的渲染醫患糾紛中的極端因素，違背了媒體進行客觀公正輿論監督的使命，拉低了媒體在受眾間的公信力，更是將原本處於同一戰壕的醫患剝離成對立的兩大陣營，為這個社會的和諧平添了無盡的隱患。

3、 醫學知識缺乏，新聞專業主義不夠

眾所周知，記者的職業特點恰好決定著記者需要與不同社會背景、不同職業身份的人打交道，並且從中發掘出新聞信息傳達給受眾。受自身教育背景和其他方面的局限，記者不可能對每方面的知識都熟悉和了解。

醫療衛生事業本來就是一門技術性強、門檻設置較高的行業，並不是所有的記者都能對難度系數高的醫療常識如數家珍。但是，在醫患關系的報道中，部分媒體記者既不懂醫學常識，也不願意與醫護人員進行溝通交流，一味的聽取患者的言論進行新聞報道，輕易下結論。更有記者在新聞採寫中加入個人主觀情緒和評判標准，直接將患者視為弱勢群體，甚至將醫護人員形象進行“妖魔化”，影響了醫護人員在社會中的形象建構。

在這起產婦死亡事件當中，羊水栓塞是導致產婦死亡的根本原因。據專家稱，羊水栓塞是一種發病率低，但非常凶險，且治愈難度較大的疾病。而在起初的新聞報道中，很少有媒體對該名詞進行解釋，有些也僅僅只是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對於受眾而言，“羊水栓塞”是一個朦朧而生澀的名詞。所以，有人將羊水栓塞理解為一種常見且易被治愈的疾病，同時指責醫護人員對產婦的醫護不得力的現象也便不足為奇。

二、媒體在醫患關系報道中應改進之處

生老病死都無一例外的離不開醫護相關的話題，由此可見醫護與我們每一個人的關系密切程度。作為溝通醫護人員與患者之間的重要橋梁，媒體對於維系兩大群體之間的和諧關系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如何在醫護與患者的利益之間達成一種雙向的平衡，更是應該值得媒體反思和總結。

1、 高屋建瓴，從整體上把握輿論導向

環境監督和輿論導向是媒體的兩大天職。在醫患關系方面，媒體的輿論導向直接關乎到醫護人員與患者之間的關系，也關乎整個和諧社會的建構。在湖南產婦死亡事件中，受眾的輿論經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向變化：從一邊倒的支持產婦家屬，到一邊倒的聲援醫護人員。其間，媒體的報道方式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湖南一產婦死在手術台 主治醫生護士全體失蹤》這篇報道的發出，到后來不斷有媒體披露出更多相關的細節，受眾的輿論也跟著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醫患事件一般都是突然事件，面對這樣的突發事件，媒體採取的報道策略往往是先呈現事實，再進行詳細跟進以披露出更多的細節，最后再進行深度報道挖掘出整個事件的因果聯系。這樣的報道策略本沒有錯，而且還能在第一時間保証受眾的知情權。但是，媒體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保証受眾知情權的前提下，還應盡可能地厘清醫生與患者之間的關系，緩和或者緩解醫患矛盾，通過客觀、公正、公平的報道，推動和諧醫患關系和和諧社會的構建。同時，媒體還要學會高屋建瓴，從整體出發，防止在報道的某一個階段出現偏頗而傷了醫護或者患者某一方的感情。

2、 不偏不倚，堅持平衡適度報道原則

我國關於新聞報道平衡與適度的相關研究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學者孫旭培提出了新聞報道平衡的概念。在他看來，新聞報道的平衡是指在報道中突出某一種主要因素時，還要將其它因素考慮在內，特別是那些相反的因素﹔在突出報道一種主要意見觀點時，還應注意點出其他意見，特別是相左的意見。

而不得不承認的是，在當下的醫患新聞報道中，醫生被塑造成無所不能的“神靈”形象，又或是見錢眼開、要回扣、收紅包的“惡魔”形象，這都與醫生的實際形象不相吻合。堅持平衡原則就是要求媒體在新聞報道中既不丑化醫護人員的形象，又不能過份而不切實際的神化醫護人員。

堅持平衡適度原則還要求媒體在新聞報道中把握好醫患正面新聞與負面新聞的比例關系。堅持以正面新聞報道為主，並且在樹立典型、模范和先鋒與對部分醫生的不斷作風進行監督批評中達成平衡。

3、 增進溝通，提高記者醫療專業知識

《人民日報》就該事件也發表評論‘湖南產婦死亡事件：別輕易下結論’。在醫患關系的報道中，記者不輕易下結論，就要求記者多與醫護人員進行反復溝通，不斷核實，避免醫療常識性的錯誤發生。同時，醫護人員以及醫院的宣傳部門還應該多主動與記者交流。

在西方國家，有不少本身就具備醫學學科背景的人從事記者行業，這也為提高醫患關系的報道質量諸如了新的活力。以《紐約時報》為例，該報紙旗下有著許多著名記者都是擁有醫學博士學位、具有行醫執照的專家型記者。為保証新聞報道的科學性和規范性，美國還在上世紀早期成立了全美科學記者協會（NASW），對入會的記者進行嚴格的資格審查和專業化監督。令人尷尬的是，我國目前從事醫患新聞報道的記者多不是醫學專業出身，他們對於醫療的認識也僅僅只是建立在以往的經驗和自身的摸索基礎之上。不斷的提升自己的醫學專業水平，對於記者提高報道質量也是相當有必要的。

總而言之，“產婦死亡醫護失蹤”事件是給媒體敲響的一記警鐘。媒體對醫患關系的報道於醫患關系的發展、和諧社會的建構都有著直接影響，同時還關系到媒體公信力的塑造。媒體應該牢記輿論導向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促進醫患關系往更和諧的方向發展。（作者系：西華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要研究方向：傳媒理論與傳媒文化）

參考文獻：

①. 孫旭培.﹔《論新聞報道的平衡》，《新聞學新論》，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年版.

②. 人民日報﹔《湖南產婦死亡事件：別輕易下結論》，2013年8月14日.

③. 王俊燕﹔《 新媒體應該成為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正能量》，2012年度中國健康傳播大會優秀論文集, 第2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