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 她以雙耳聽乾坤

　　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每年十月，仿佛是世界的文學月，各國文學讀者大多在關注文學諾獎的去向。但今年，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致地料到，諾貝爾文學獎最終會花落白俄羅斯家。獲獎新人是入圍兩年多的女作家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她的代表作有《戰爭的非女性面孔》（1985）、《最后的証人——100個非孩子的故事》（1985）、《鋅制男孩》（或譯《鋅皮娃娃兵》1989）、《切爾諾貝利的祈禱》（1997）和《二手時代》（2013）等等。盡管在諾獎宣布前，西方人文圖書界裡她的呼聲很高，不過，白俄羅斯文學對於眾多的中國讀者來說，畢竟還是陌生多於熟悉。

　　“他們都來自阿達莫維奇”

　　白俄羅斯文學與烏克蘭文學和俄羅斯文學一樣，在中世紀前都屬於統一的古羅斯文學，即基輔羅斯文學，聖徒傳記文學為其主要類型。直到15世紀后，白俄羅斯文學才開始具有民族文學的一些相對獨立的特征。1934年成立了白俄羅斯作協，在蘇聯時代它又與14個加盟共和國的文學一起構成了統一的蘇聯文學。戰后，以佩辛為代表的前線詩人的作品在蘇聯戰爭文學中名聲鵲起，他們歌頌蘇聯將士、人民的英勇犧牲精神和功勛的作品引人關注，1970年代前后貝科夫和普塔什尼科夫等著名白俄羅斯作家開始關注創作自由和道德問題。現代白俄羅斯文學與俄羅斯文學一樣曾經是蘇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貝科夫和阿達莫維奇等白俄羅斯作家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就為中國讀者所熟悉。白俄羅斯評論家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們都來自果戈裡的《外套》”的說法，在評論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等后起的白俄羅斯作家的創作時說“他們都來自阿達莫維奇”。

　　1980年代蘇聯進入“重建”時期，1930年代的“清洗”與肅反擴大化的歷史題材進入白俄羅斯作家視線，原來佔據主流的蘇式現實主義寫作式微。阿列克謝耶維奇創作崛起時恰逢這樣一個時代氛圍。她的作品大多是蘇聯晚期與后蘇聯時代社會思潮與生活情緒的回聲。

　　個性化口述體戰爭野史

　　1984年，在衛國戰爭四十年的前夕，剛剛開始嶄露頭角的阿列克謝耶維奇，憑借不俗的實力以一部內容別致的紀實型戰爭小說登上蘇聯文學的中心舞台。起初，作品在《十月》文學雜志上連載，而后又出了單行本，總銷量在200萬冊以上。這部暢銷書有一個吸引讀者眼球的名字《戰爭的非女性面孔》（國內中譯本名《戰爭中沒有女性》或《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三十年后，《戰爭的非女性面孔》被俄國書評界譽為當代最著名的戰爭小說之一，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烏托邦之聲”系列的開卷之篇，作品問世后已經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歐美亞各國出版，反響很大，有不少國家還將這部小說列入中學和高校的文學教綱。

　　這部作品集中以女性的視角、女性的獨特感受回顧述說那場長達四年的戰爭苦難。以女性的視角講述戰爭或以女性為戰爭小說敘事主角並不罕見，在著名的瓦西裡耶夫的中篇小說《這裡黎明靜悄悄》中這種審美視角就初露端倪。但如此集中地完全從普通女性的身份與感受來敘述前人未道的戰爭體驗，彰顯和深化延展俄國與蘇聯文學悠久的人道主義創作傳統，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新作還是頗有其獨特之處和特別的功力。

　　作者為這部作品的體裁在俄文中使用的是“中篇小說”的術語（повесть），這與普希金的《別爾金小說集》和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所標注的體裁名稱是一致的。俄國作家在使用“中篇小說”這一術語時，有時似乎在刻意強調與“長篇小說”的虛構的不同。比如，普希金和萊蒙托夫在上述兩部作品的開篇中都故意說是根據偶然獲得的故事主人公的遺留的筆記、日記或手稿寫成，或者干脆就是代亡人發表作品，以顯示故事的真實性。而在結構上，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這部作品與這兩部俄羅斯古典名著也有某些類似——都是由短篇記述或故事串聯而成。這充分體現生活在俄語經典文化大語境中的白俄羅斯作家所受到的前輩文學的強勢熏陶。不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創作也有自己的藝術特色——總體上的紀實特征，口語體的文字風格，好似一部情態各異的個性化口述體戰爭野史，借以彰顯她作為媒體記者真實直接的敘述優勢。

　　評論界認為，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這部作品奠定了她獨特的藝術-文獻創作系列的基礎。與我們熟悉的“報告文學體裁”不同，她的創作在於它的特別個性化聚焦的特征。國外評論界和諾獎評委並沒有將它從非虛構作品種類中排除。所以，將她的作品與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回憶錄類型作品相提並論是不恰當的。

　　復調特征與苦笑之聲

　　諾獎評委給她的授獎詞極為簡明，但其中“多聲部的”的關鍵詞表明她創作內涵的復調性特征。多聲部原本是俄羅斯語言哲學家和文論家巴赫金的著名文評術語，用來專門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經典創作。在這位俄羅斯古典文學大師的筆下，對當代社會問題的反應通常不是獨白式的，而是呈現出思想交鋒“眾聲喧嘩”的多聲部語態。阿列克謝耶維奇一直在努力尋找自己的體裁形式，其實，也是在追尋前人的足跡實踐今人的審美宗旨。奧地利小說家茨威格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雙耳聽乾坤”的人，阿列克謝耶維奇不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繼者嗎？“我長時間在尋找一種體裁，這種體裁能夠符合我看見的世界，那種使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滿意的體裁。於是我選擇了眾聲喧嘩的體裁。我的書是從街道上看來的和聽來的。”她的作品多數是她聽來的另類講述，比如，《最后的証人——100個非孩子的故事》記述的是7-12歲孩童口中的戰爭側面微敘事。

　　阿列克謝耶維奇作品的思想意識和心理情緒也呈現出這樣的多聲部形態。在她的作品中既有蘇聯傳統的主流意識，又有“重建”時期對傳統思想觀念的反思，既有男性的聲音，也有女性的聲音，既有成年人的話語，也有過早成熟的孩子們的嗓音，等等。

　　“笑文化”也是斯拉夫文學傳統中的顯著特征。阿列克謝耶維奇殘酷的戰爭文學的多聲部中，不僅聽得到哭泣的聲音，也有面對苦難時的“苦笑”之聲。其作品也展現了斯拉夫文學傳統的巨大諷刺韻味。

　　苦難審美文學傳統的當代傳承者

　　阿列克謝耶維奇也是斯拉夫苦難審美文學傳統的當代傳承者。她堅持“文學是人學”的悠久人文傳統，特別是被命運忽略的小人物。她聲稱“我在尋找永恆的人”。茨威格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古典文學，尤其是俄國獨特的宗教救贖文學對苦難的審美時，借用了哲學家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表述句式，說出了“我苦故我在”——就是一種獨特的苦難審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苦難審美不僅僅是類似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那樣的戰爭苦難的審美之作，而且她將這種文學傳統延伸到20世紀對災難的審美——“災難審美”的苦難文學成了這位作家創作的新構成。不能忘記卻被世界忽略、深受切爾諾貝利災難影響的白俄羅斯人的淒涼境遇，催生了她筆下的《切爾諾貝利的祈禱》。“我不在教堂祈禱，我在自己內心祈禱”。

　　不能忽視的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母親是西烏克蘭人，所以，她真正的母語也包括烏克蘭語。對於諳熟西方與俄羅斯長期思想暗戰的讀者來說，她之獲獎當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意外。（吳曉都，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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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自述：我決定搜集大街上的聲音

　　這種講故事的方式，記錄口頭故事、生活的聲音，早在我之前就已經根植於俄羅斯文學傳統中了。我指的是丹尼爾·格蘭寧（Daniil Granin）和阿萊斯·阿達莫維奇（Ales Adamovich）關於列寧格勒保衛戰的寫作。比如說《我來自火熱村》（I Came from the Fiery Village）。這些書籍激發了我自己的寫作。我發現，生活對同一事件提供了如此多的版本和解釋，無論小說還是文件都無法單獨的呈現這種多樣性，我感覺到我必須尋找到新的敘事策略。我決定搜集大街上的聲音，那些沉睡在我身邊的原料。每個人提供他或她自己的事情，慢慢我意識到可以做一本書出來了。生活行進的如此之快，隻有當我們聚集起來才能呈現出一個多維的圖像。我的五本書都是如此寫成的。書中的那些英雄、感受和事件都是真實的。每個人100頁的故事最后可能隻留存下5頁甚至半頁。我問他們許多問題，我選擇片段，我通過這種方式參與創作每一本書。我的角色不只是大街上的竊聽者，更是一個觀察者和思考者。對旁觀者來說這可能是很簡單的過程：人們告訴我他們的故事。但並非這麼簡單，重要的是你問什麼和怎麼問，以及你聽出了什麼和你在採訪中選取什麼。我想你在全方位展現生活時不能沒有事實記錄和人們的証據，那種圖像是不完整的。

　　2015諾獎得主簡介：

　　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1948年生於蘇聯斯坦尼斯拉夫（現為烏克蘭的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白俄羅斯記者、散文作家，擅長紀實性文學作品。她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寫作紀實文學，記錄了二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等人類歷史上重大的事件。已出版的著作有：《戰爭的非女性面孔》、《最后的証人》、《鋅制男孩》、《死亡的召喚》、《切爾諾貝利的祈禱：核災難口述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