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早在柏拉圖時期就有了愛心傳播的理念,弗洛伊德根據達爾文的優勝進化理論提出了愛心傳播的四個基本觀點,我國也早在孔孟時期便提出了“仁愛”的理念。當下社會速度加快、信息膨脹,人與人隔閡加深,對媒介的依賴卻越來越重,這就需要媒介來進行愛心傳播。《等著我》等節目宣揚人間的真心真情,在實現自身盈利的同時為社會傳播愛心與慈善的公益理念,在人類日益依賴媒介的當下,媒介的愛心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愛心傳播﹔傳播媒介﹔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一、愛心傳播理論的源起及其基本觀點
在西方國家,其文明的早期階段便已開始涉及關於愛心傳播的理念。柏拉圖提出在思想的世界中,“善”的地位最為高尚。善不只是人們所追逐前進的方向,還是所有正直和真摯的事物的根源。他提出信息的傳授與擴散具有教育的功能,詩歌和故事既可以淨化人類的靈魂,但它也有可能腐蝕人的心靈。
所以,為了達到教育人類、淨化人心的目的,柏拉圖主張媒介進行傳播時要注重其內容的真誠與善良,人類既要始終保持自我約束和誠摯,也要不忘懲惡揚善、避免被不良因素干擾以及自我放縱。
之后弗洛伊德提出愛心傳播的概念,他的理論依據是達爾文的自然界的優勝進化理念。弗洛伊德認為人類與愛心有關的行為是有適應性的,這一適應性會幫助人類在自然界的生存繁衍﹔因此,進行愛心傳播有助於人類的進化,個體是否有愛心及愛心的程度決定著他能否更好地適應自然、適應社會[1]。即愛心傳播對人類的生存和繁衍都有著極大的聯系,並且進行愛心傳播會對傳者以及受者的身心健康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愛心傳播是一種人性的關愛,他關注人們的生存狀態,尊重人們的尊嚴與情感,傳播人性的閃光點並且積極幫助他人,它體現了對生命的最高敬仰與關注。當下社會發展迅速,大量繁雜碎片的信息充斥著人們的生活,而人們生活質量提高生活速度加快,卻缺乏內心的情感支持。愛心傳播注重溫暖人們的內心世界,表現人與人之間的善良、溫暖與真摯的情誼,試圖通過媒介來溫暖並喚醒人們在社會高速發展下日漸冷漠與麻木的內心。
中國正處於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時期,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因素會給人們帶來的一定的社會問題與困擾,經歷心理及情感、精神上的挫折,難免會給人們帶來悲觀消極的情緒與負面心理。這就需要媒介發揮作用,進行愛心傳播,溫暖人心、彌補社會缺失。
二、愛心傳播在我國的發展與表現
在我國,愛心傳播的有關言論可追溯到孔孟時期,孔子提出“仁者愛人”,並認為“愛人”是人之所以稱之為人的本性。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公孫丑上》),即人生下來就懷揣同情與愛,他的這一觀點恰好闡述了愛心傳播的動機所在。
人們進行社會交往的基礎是社會化,這也是人類生存所獨有的特質。社會化是個人對群體行為和觀念逐漸接受認可的過程。現如今,人們獲取了許許多多的來自媒介的信息,大眾傳媒成為人們異常重要的社交工具,大幅度地促進了人類的社會化。現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多數都靠媒介進行,人們的生活被電視、網絡、微信、微博、QQ等各類媒介所充斥,而人們的生活也被這些媒介所掌握,甚至出現媒介控制人們生活的現象。媒介的信息技術與傳播內容規定了我們的所見所聞所感甚至是生活與思考的方式。甚至有一種說法說我們的世界已經不是由人類自己所操控,而是被媒介所操控。
伴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溝通和交流不再依靠日常開放的往來走動,卻被電視以及電腦手機的網絡媒介所主導,人與人的開放式交流越來越少,對媒介的依賴卻越來越深。據調查,中國城市中的普通人一天的休閑時間是183分鐘,其中108分鐘用來看電視,佔休閑時間的59.1%。這意味著在我國非常多的人下班之后回到家裡不是看電視就是上網[2]。過去那樣走街串巷逛鄰居喝茶聊天的現象日益減少,人們現在更願意與電視和電腦、手機交流互動,使得即使兩個人坐在一起也是各自玩著各自的手機,鮮有眼神與語言的交流。但也有研究表明“許多自閉症患者已經開始通過使用網絡來進行交流,從而從神經幽閉狂躁症的泥潭中解脫出來。[3]”有種說法,人們之間的交流被現代文化中的媒介日益侵蝕——先被報紙雜志侵蝕,接著是廣播和電視的侵蝕[4]。因此,媒介是一把雙刃劍,他融合了全世界,卻讓一些人之間的交流越發淡漠,許多人可以“相見不相識”,也有人可以“天涯若比鄰”。所以,當下注重進行媒介的愛心傳播很有意義。媒介的愛心傳播的出發點是人與人之間深厚的情感以及對他人痛苦與不幸的的關切與救助,比如對搶險救災、慈善公益的報道和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我國媒體十分注重這一點,報道社會主義新風尚,展示“仁愛”精神,如感動中國所報道的好人郭明義、98歲女醫生胡佩蘭等具有高愛心人士,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和引導作用。
三、我國媒介對愛心傳播的運用分析及其意義
以中央電視台一套綜合頻道的節目《等著我》為例,這是央視在2014年隆重推出的中國首部大型公益找人節目。《等著我》運用國家的力量,以媒體為平台,幫助許多普通人圓自己的找人團圓夢,它不僅是一檔節目,還是一場大型的全國性的愛心尋人活動,主持人倪萍親切富有感染力的主持風格得到了廣大觀眾的認可和歡迎,目前收視率已經超過0.44的份額,收獲了很大的經濟效益和良好的社會效益。
《等著我》在節目內容設置與主題表現上都體現出愛心傳播的策略。
首先,節目注重對普通百姓生活的關心與關注。現行的許多愛心公益節目,多以明星挑戰與展現自我的形式對社會一些弱勢群體進行幫助的真人秀方式,這些節目普遍更為注重經濟效益與娛樂效果,無法全面展現普通民眾的生活,表現不了真實完整的社會生活,很難獲得普通觀眾的親切認同感。《等著我》涉及的群眾面廣,來自祖國各地的人前來尋求幫助,包括不同的社會地位、身份以及不同的年齡層面。人們的求助原因各式各樣,為了找到走丟的孩子、為了海峽兩岸的親人、為了感謝恩人、為了當面道歉、為了再次見到年輕時的戰友等,節目全面重點地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展現了現實生活中民眾生活的艱辛,使電視節目的主人公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大家與明星,大大減小了電視節目與普通民眾生活的距離感。從而吸引更多的老百姓來觀看發生在他們身邊的事情,獲得良好收視收益的同時也體現了電視媒體的社會價值。
其次,愛心傳播要注重愛心人物的表現[5]。《等著我》請回了著名節目主持人倪萍,而倪萍在熒幕上一貫的形象都是溫暖、善良有愛心。這樣的人物形象來主持這檔愛心公益節目,使整個節目的溫情形象都顯著提高。並且,節目組注重人們之間的情誼,通過愛心幫助與奉獻愛心,宣傳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溫情。在節目中看不到人與人之間的欺騙、隱瞞、惡言相向與斤斤計較。人們看到的是父子、母子、戰友以及親人好友之間的關愛與濃厚的情誼。以“尋找”為主旨,傳播人間的真善美。這裡的人心靈淳朴,他們的朴實、情誼和彼此之間的愛心使他們自身以及整個節目都具有深深的吸引力,使電視機前的觀眾為之動容傾倒。
類似於《等著我》這樣的溫情類節目漸漸成為當下新寵。各地電視台也紛紛開播此類節目,如湖南衛視的《常回家看看》、江蘇衛視的《人間真情》、深圳衛視的《你有一封信》等,它們的核心本質便是愛心傳播。愛心不但是道德的表現,也是一種資本,可以創造價值。這類節目致力於幫助弱勢群體,呼喚人間真情,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誤解、矛盾與冷漠。這樣的節目在當下充斥著明星挑戰真人秀與歌手演員選拔的電視熒屏中無疑是一縷涼爽的微風,給觀眾以輕鬆自在的體驗。這不僅表現了媒介的社會責任感,還獲得了媒體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豐收﹔同時媒介還可以運用已有的社會效益打造媒介品牌,從而吸引更多的受眾,創造出更多的經濟價值。
媒介注重愛心傳播意味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體現了人性的光輝與美。雖然市場經濟的特點決定了媒介活動是以經濟利益為根本追求,但媒介的愛心傳播可以通過倡導媒介注重人文情懷,淡化功利的物質意識,將媒介活動的物質性特質與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相結合,通過媒介來展現人們情懷的同時媒介自身也獲得了觀眾良好的口碑與收視率從而贏得經濟收益。
媒介的愛心傳播不僅是對弱勢群體物質上的幫助和救濟,更多的是對全社會宣揚愛心慈善等理念,培養社會的愛心與慈善意識,積極推進慈善公益文化建設。比如《等著我》在幫助各類群體尋找自己想要找的人的過程,就是在向社會傳播一種注重父母親情、知恩圖報的溫暖情誼以及對拐賣婦女兒童這一犯罪行為帶給人們的痛苦以及對其的批判,從而給人們以警示,觀眾在觀看節目的同時不自覺地便會樹立起節目所傳達的觀念與思想意識。而節目收視率越高則被溫暖啟迪的觀眾越多,愛心傳播的意義的重要性就會越加凸顯,並且良好的收視率也為節目更好地發展奠定了基礎。總之,媒介運用愛心傳播的方式把慈善事業與經濟收益相結合,通過媒介的公信力來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幫助一些處在困境或弱勢的人解決問題、擺脫困難,這樣媒介既贏得了收益,也體現出其有助於社會、有助於他人的意義。
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變遷的時期,現行的社會階層、經濟基礎和人際關系都在不斷地變化調整,人們的價值觀念、心理狀態在這一時期也會起伏多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加深,而多數人內心卻陷入無法找到並擺正自己適合的位置的不安定感之中。人們缺少一些溫暖的因素來感動鼓舞自己,這就需要我們的媒介來傳播愛心與溫暖。媒介需要深入民間、了解民情、關注民生,與廣大民眾共度磨難、迷茫,共享愉悅、希望,從而以更加積極樂觀的心態來與人相處生活。同時媒介還要注重表達處在窘境中的人們人性的高貴與卑劣、積極和晦暗,以此來鼓勵人們擁有積極有愛的生活態度與方式,從而對整個社會的溫暖和諧與安定產生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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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靖華.從《奧普拉的奉獻》看慈善真人秀的愛心傳播策略[J].環球新視野,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