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烽火中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

　　《新聞記者》創刊號

　　1938年，范長江、陳儂菲、胡蘭畦(從左至右）在武漢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討論工作。

　　“青記”延安分會成立大會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成立78周年。在抗戰形勢下應運而生的“青記”，與中華民族一起經歷了戰爭的浴火涅槃，它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也被歷史所銘記。2000年，經國務院批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日——11月８日被確定為中國記者節慶祝日。

　　誕生於上海

　　1937年“七七”事變盧溝橋一聲炮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許多青年記者立即奔赴華北和西北戰場，採訪戰時新聞。平、津淪陷以后，日軍又在“八·一三”大舉進攻上海，華東告急。上海新聞界同仁為積極推進新聞戰線的抗敵斗爭，為民族解放而努力，深感有進一步組織起來的必要。在這些活動中，許多熱血的青年記者參與其中，積極貢獻智慧，努力發揮作用。1937年7月中旬，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檢查黨的工作，在會見胡愈之、夏衍等人時，指示加強愛國新聞工作者的團結，組成統一戰線。胡愈之、夏衍等同一些新聞界人士商討后，認為應該在上海組織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團體。

　　在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同志的直接關心下，1937年11月4日下午，新聞界范長江、羊棗（即楊潮烈士）、夏衍、碧泉、邵宗漢、朱明、惲逸群等在一起商量，決定組織一個永久性的團體，商定這個團體的名字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簡稱“青記”），並推舉范長江、惲逸群、羊棗三人負責籌備工作，發起人中還有《大公報》記者王文彬、章丹楓、孟秋江、陸詒等。

　　1937年11月8日晚7時，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飯店舉行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大會，通過了協會的章程。作為協會發起人的夏衍、范長江、碧泉、惲逸群、章丹楓、王文彬等15人出席參加。作為發起人的《大公報》記者陸詒、孟秋江因在山西戰地採訪，未能到會。在成立大會上，推舉范長江、羊棗、碧泉、惲逸群、朱明等５人為總干事，夏衍、邵宗漢等人為候補干事，這時有會員20多人。會議認真討論了戰事的發展趨勢，認為因國民政府的中心已西移到武漢，有必要在武漢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武漢分會。會議授權范長江籌備武漢分會。

　　1938年3月30日（也有一說是29日）下午２時，“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漢口青年會二樓禮堂宣告隆重成立。出席會議的除上海、武漢兩地外，還有長沙、廣州、西安、成都、重慶、福建、香港、南洋的會員代表。參加這次盛會的有中外來賓近百人。國際友人也來參加這次盛會，其中有蘇聯塔斯社的羅果夫、美國合眾社的愛潑斯坦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

　　大會通過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成立宣言》，選舉了領導機構——常務理事會。范長江、鐘期森、徐邁進當選為常務理事。當選理事的還有陳儂菲同志，他是不久前從獄中出來的大革命時期的老紅軍，不僅善於執筆寫文章，還能帶兵打仗，英勇殺敵。

　　在戰火中成長

　　“青記”會員們始終緊握自己鋒利的武器——筆，忠於職守，戰斗在推動抗戰、捍衛國土的新聞崗位上。在敵人殘酷的轟炸摧殘下，大后方的記者，克服異常困難的物質技術條件，始終奮斗不懈。在戰區，英勇無畏的“青記”會員冒著槍林彈雨，不畏艱險在前線採訪，更有無數記者隨軍深入敵后，或隻身化妝深入敵佔城市，編輯出版報紙，宣傳抗日，堅定了敵佔區廣大群眾勝利的信心。

　　青年記者紛紛奔赴前線，爭當戰地記者。盧溝橋事變時，“青記”創始人陸詒首先進入宛平城，在八年抗戰中，他約有四年在戰地奔波採訪。他足不停步，手不輟筆，親臨現場採訪，成為一名出沒於槍林彈雨的戰地記者，寫下了眾多記錄戰爭的篇章，如《傅作義熱淚盈眶》《馬蘭村訪蕭克》《朱老總胸有成竹》《周恩來派我見陳誠、訪葉挺》等，戰地紀實《娘子關激戰》《踏進台兒庄》《熱河失陷目擊記》等。

　　南口戰役時，“青記”發起人孟秋江親臨南口山上，與最前線戰士共生死，寫出了《南口迂回線上》的動人文章。保定戰役時，戰地記者方大曾為了寫《永定河上游的戰爭》一文，后保定失守，退至蠡縣，仍向后方來信說：仍當繼續北上，以達成最初的決定。這位可愛的新聞戰士最后失蹤。《大公報》記者邱溪映報道了平型關大戰。女記者胡蘭畦報道了上海保衛戰，寫出了《大戰東林寺》一文，表現了守軍堅強的戰斗精神。南京會戰中，最后退出南京的記者蕭韓渠犧牲了。

　　徐州會戰中，全國三四十個記者布滿了以台兒庄為中心的戰場，廈門《星光日報》記者趙家欣，暹羅《華僑日報》記者蔡學余，新加坡《星中日報》記者黃薇，華僑記者團紀志文、庄明崇、龍炎川等，菲律賓華僑記者組成記者團，活躍在泰山、運河之間的戰場上。徐州突圍時，數十位記者經百般艱難，分頭突出重圍，回到武漢。中央社記者劉尊棋、范世勤始終堅守在淮河流域和大別山之間，不離崗位一步。《新華日報》記者陳克寒遍歷山西戰場，考察了晉察冀邊區，寫成轟動一時的《晉察冀邊區模范根據地》小冊子，這本書大大堅定了民眾抗戰的信心。九江戰役中，菲律賓《華僑商報》記者張幼庭被炸死在江中，《新華日報》記者陸詒堅持在湘鄂贛山區，真實報道艱苦奮戰的將士們。《新華日報》記者李密林、潘美年、陸從道在撤退中，被敵機炸沉乘船，以身殉職。《鄂北日報》的胡繩、楚雲，《新華日報》華北版的何雲、陳克寒，始終戰斗在敵后。

　　1937年，徐盈作為《大公報》戰地記者，轉戰山東、山西、陝西，在五台山八路軍總部隨軍一段時間，採訪了朱德、任弼時，撰寫了《朱德將軍在前線》《戰地總動員》的通訊，並寫了《抗戰中的西北》一書。

　　這些隻能是挂一漏萬，還有無數可歌可泣的新聞戰士和感人事跡。他們的作品朴實無華、真切翔實並且具有感染力，極大地鼓舞了軍民斗志，也為中華民族的反侵略戰爭留下了一個個生動感人的鏡頭和一頁頁珍貴的史料。

　　在困境中奮斗

　　“青記”成立之后，出版了《新聞記者》月刊，16開本每月一刊，通過這本機關刊物，團結和鼓舞會員，發表對國事的意見。《新聞記者》的創刊號，就是召集當時在武漢的各方面代表人士，舉行國事座談會，通過大家發表意見，堅定了抗戰的決心，反擊了投降派的活動。第一期《新聞記者》的封面上就登了一幅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簽名，聲勢浩大，在當時起了很大的作用。

　　范長江在《新聞記者》上寫了不少文章，在《建立新聞記者的正確作風》中，他特別指出：“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聞記者。新聞記者應當是社會所敬重的人物，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點，就不能算作新聞記者。”他認為：“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一是必須絕對忠實，必須以最客觀之態度，從事新聞工作﹔二是必須生活與自己正當收入的工作中，絕不拿任何方面的一個銅板的津貼。”這兩句話后來成為“青記”會員們共同的信條和守則，許多人受到極大的教育，在后來幾十年的新聞工作道路中，一直拿它當作座右銘。

　　《新聞記者》由范長江作主編，從第二期開始，實際由朱楚辛做具體工作，馮英子幫助看稿子，寫文章。《新聞記者》頑強地在武漢出版了七期，在長沙出了第八期，輾轉到桂林出了第九、十兩期合刊。雖條件一期比一期艱難，但內容一期比一期充實。

　　在那個亂紛紛的武漢，“青記”做了很多事。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的紀念日，由“青記”發起，舉行了紀念會。與會者真正做到了化悲痛為力量，不是哭喪著臉在紀念我們新文化的先驅者，而是暢談如何學習魯迅對內外敵人英勇奮戰的精神。周恩來同志也來了，他說：“魯迅姓周，我們都是紹興人。我來參加紀念會，不是因為同姓同鄉，而是因為他是我們共同戰斗的同志，他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也是為中國人民求獨立自由、謀幸福的闖將……”周恩來的講話深刻地影響了每一個人，特別是對於青年記者更有教育意義。后來，有人建議，“青記”的會員之間，不應當稱先生，而應該稱同志。

　　“青記”一開始就注意團結廣大新聞工作者，增強新聞界的團結。“青記”為了幫助前方將士解決精神食糧，在武漢保衛戰前夕，還設立了“戰地報紙供應部”，把《新華日報》《大公報》《武漢日報》等報紙送往前線。每次開招待會、報告會，或者歡迎會友從前線歸來，總是盡可能把各報記者一齊請來，消除各報記者之間的隔閡，增強新聞界的團結。

　　“青記”總會又建立了“記者之家”，臨時在漢口長春裡租了幾間房子，接待從前線回來的戰地記者，大家在一起寫稿子，譯電碼、發電報，取長補短，互相合作。在長沙、重慶等地都有過“記者之家”。

　　武漢失守后，陳儂菲和范長江退到了長沙。

　　長沙大火后，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退到了桂林，並在桂林設立了南方辦事處，陳儂菲任主任，辦事處隻有一個主任、一個秘書、一個會計，兩三個干事，生活待遇，從工友到主任一律20元。

　　桂林是一個美麗的城市，以山水甲天下著稱。對這裡名山勝景，大家沒有空閑去欣賞，工作多得很，簡直忙不過來。不久，范長江、胡愈之、孟秋江、邵宗漢等都來了。范長江對夏衍說，“青記”一定要做一點實際工作，辦一個通訊社，可以發揮“青記”在各地會員的力量。“青記”在延安和晉冀魯豫都有會員，可以通過這個通訊社向國際宣傳處供稿，向香港、仰光等地150多家海外報刊供應稿件，提供戰地通訊，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把解放區和國統區的真實信息發往香港、南洋和海外的僑報，為爭取團結抗戰、民主進步盡一點力量。

　　范長江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很久，在武漢時就經過章漢夫請示過周恩來同志，周恩來表示贊賞。范長江的意見很快得到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同志的支持，經范長江、胡愈之、張鐵生、陳儂菲等人的反復討論，確定了兩條基本原則：一、政治上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二、范長江和主要負責同志都以愛國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國民黨、民主黨派、桂系聯系，爭取公開合法。

　　“國際新聞社”於1938年11月在桂林正式成立，“青記”的各地分會也就成了國新社的各地分社。這是繼中國青年新聞工作者學會成立之后，中國新聞歷史上又一個有著重要意義的日子。因為它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通訊社。“青記”是一個統一戰線的群眾團體，“國新社”則是一個革命新聞事業機關。

　　國新社有一百多名社員，很多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負責總社的胡愈之、范長江、黃藥眠等本身就是寫作能手。通訊員從一百多發展到三百多，基本隊伍是“青記”的會員。

　　那時，《救亡日報》也遷移到了桂林出版。《新華日報》在桂林成立了辦事處，發行航空版。第三廳的部分同志也到了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公開正式成立。周恩來、李克農、徐特立等同志都先后到桂林。桂林成為長沙大火以后一段時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為國際反法西斯的文化聚集地，留下了許多國際名人的蹤影。一些國際文化單位舉辦時事圖片展覽，以直觀、動人的圖片，激勵民眾的抗戰熱情。來自世界各國正直的文藝家，把戰爭、藝術、生活融合起來，為消滅法西斯，以筆代槍，創造出極富戰斗性的文藝作品。

　　法國東方問題專家、著名記者李蒙夫婦與《泰晤士報》駐美國紐約記者竇丁先生，是第一批踏上中國大地的西方新聞戰士。他們一到桂林，就受到“青記”和當時在桂林的《新華日報》《救亡日報》《中央日報》《掃蕩報》和中央通訊社等同行的熱烈歡迎。廣西大學文法學院邀請李蒙作《法國青年的苦悶與中國青年》的演講，其夫人作《來華的目的和感想》的演講，受到廣大師生的歡迎，引起了強烈反響。

　　上海淪陷以后來到桂林的英國記者杰克作了《日軍佔領下的上海》的報告，將日軍蹂躪下的上海人民亡國奴般的生活進行了詳細描述，內容催人淚下、激人奮戰。 德國女記者王安娜應邀參加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的招待會，在會上用流利的漢語傾吐了自己反戰的心聲：“我有許多歐洲的朋友，也有許多中國、日本的朋友，希望大家共同為和平而努力，打倒破壞和平的法西斯分子。”

　　蘇聯國營電影制片廠攝影師、莫斯科《消息報》駐華特派記者卡爾曼來桂，《大公報》《救亡日報》《廣西日報》等新聞單位的記者前往寓所採訪，卡爾曼當即發表了對廣西的觀感和各戰區的見聞。他說：“現在每個蘇聯人民，都在睜著他們兩隻眼睛，熱切地來看中國的英雄奮斗，看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的殘暴，看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戰斗員如何在艱苦中反抗，他們一直要看到日本法西斯被中國消滅，中國獲得勝利那天的狂歡。”卡爾曼在桂林拍攝了新安旅行團及廣西學生軍第一團的訓練和生活的新片，獻給桂林人民和世界人民。

　　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將他的所見所聞寫成長篇報告文學，連載在《救亡日報》上。此后，美國《紐約時報》駐華特派員、著名戲劇評論家愛金生，日本的綠川英子等名人在桂林都寫下轟動一時的反戰文章。

　　作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海外部主任和香港分會的總務部主任，惲逸群多方聯絡海外各國華僑報紙的記者編輯，動員他們參加“青記”，在華僑中宣傳抗日和進步思想。所有的海外“青記”會員到香港時，他都派人接待，為他們解決住宿問題。為了發展“青記”在香港的會務，他除了組織“青記”會員的定期集會活動外，還以“青記”香港分會的名義，創辦了香港第一所新聞學校——中國新聞學院。

　　在大大小小各種聚餐會和座談會上，激蕩著許多卓識讜論的言談，新聞文化界人士胡愈之、茅盾、陶行知、鄒韜奮、喬冠華、范長江、夏衍、陳儂菲、斯諾、愛潑斯坦等，民主黨派人士梁漱溟、沈鈞儒、何香凝、黃炎培等，多次與會，各抒所見，求得共識。

　　1941年5月，惲逸群、茅盾、鄒韜奮、范長江、金仲華等九人聯名發表了《我們對國事的態度和主張》的聲明，要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一聲明除在港刊出外，還通過國新社，用中、英文發給海外華僑報紙和外國報紙，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動宣傳。1945年抗戰勝利。國新社在上海和香港等地恢復工作，繼續為中華民族的解放、民主和自由而奮斗，直到1949年大陸解放。

　　薪火相傳

　　1941年“皖南事變”后，因為“青記”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國民黨恨之入骨，終於在1941年4月28日將“青記”封閉了。但“青記”的延安分會、晉西分會、冀中分會、晉察冀邊區分會等分會的活動一直堅持到抗日戰爭勝利。

　　“青記”延安分會成立於1938年11月6日，成立大會在延安邊區文化協會舉行。延安分會登記的會員有70多人，每位會員交納會費國幣二角。分會還決定出版會刊，每半月出版一次，經費由解放社、新中華社、邊訊社給予津貼。

　　1940年，抗戰正酣，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陸詒同志跋山涉水沖破敵人的封鎖線，從重慶來到晉察冀邊區，帶來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寫給晉察冀邊區新聞工作者的一封信，信中表述了遠在千裡之外的大后方的“青記”總會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邊區戰地記者工作、生活情況，也為敵后新聞工作者的成功和勝利而受到鼓舞。信中高度評價了邊區的新聞工作，在最艱苦、最缺乏物質條件的情況下，開拓了廣大敵后新聞領域，在中國新聞事業的歷史上，寫下了最光輝的一頁。陸詒同志專程來邊區的目的，就是要幫助邊區建立“青記”分會。

　　1940年3月10日，“青記”邊區分會成立大會在阜平第一高小隆重召開。邊區新聞工作者數十人到會，這是個大團圓的會。會上，鄧拓作了國內外形勢的報告，他的廣博學識、深刻思維博得了與會者的好評。鄧拓講了邊區新聞工作的任務和努力方向，敵后的新聞工作者應該整肅輿論陣營，加強輿論引導，保障輿論自由，報道應與敵后戰爭緊密配合，特別應與邊區軍事政治任務相配合。《新華日報》記者袁勃，文藝工作團的周而復、草明祝賀“青記”分會的誕生。大會選舉鄧拓等9人為理事。

　　“青記”總會被封后，“青記”活動卻從未停息，同志們安全轉移到其他地方，革命的火種撒向四面八方，燃燒起革命斗爭的熊熊火焰，“青記”2000多名會員繼續在各自不同的崗位進行不懈的斗爭，一直堅持到全國解放。

　　“青記”總會雖然隻生存了短暫的3年半時間，但它是中國愛國、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的一面旗幟。當我們紀念它誕生78周年的時候，我們感到：它的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信念，它的激揚、凜然的愛國主義精神﹔它的辦實事、求實效的艱苦朴素作風﹔它的講團結、求大同的工作宗旨，是留給我們的一筆寶貴的財富，我們應該不斷地咀嚼，吸收其中豐富的養分，在今天的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揚光大。

　　（王大龍，作者為中國記協國內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