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電商"嗷嗷待哺" 要購物狂歡也要讓農民賺錢

　　11月11日晚，甘肅省隴南市成縣長溝村大學生村官張璇整夜未眠。她在村裡開了代銷服務點，幫農民銷售老樹核桃、土雞等特產。“雙11”當天，她的微信接到81單，淘寶店接到10單，銷售額合計30917.5元。

　　這是今年“雙11”農村電商迸發活力的一個縮影。據了解，今年是農村淘寶首次參與“雙11”，已經落地的8000多個村點全部發生交易。京東宣布覆蓋農村市場的“京東幫”達1200多個，鄉村推廣員超過12萬名。

　　一根網線，正在連接中國鄉村和全世界。前不久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網絡強國戰略，同時要求健全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及安全基礎設施投資長效機制，推動城鎮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水平。

　　11月9日，國務院公布《關於促進農村電子商務加快發展的指導意見》，出台7項政策措施支持電商、物流、商貿、金融、人才等各類資本發展農村電子商務。國務院扶貧辦還將電商扶貧工程列為精准扶貧十大工程之一。

　　“一個‘雙11’遠遠不夠，農村電商的活動應該常態化。”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秋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農村電商正在改變整個農村人口的消費行為，是真正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

　　通過一個人帶動整個村

　　如今，大量農村青年外出求學或打工，他們的消費方式和觀念越來越向城市靠攏。北京市門頭溝區永定鎮王村大學生村官王乾旭，與人合伙開了一家名為“小村官UV”的服務站，“很多年輕村民來買東西時，會要求刷卡，或用支付寶、微信支付”。

　　“趕街網”創始人潘東明也深深感受到這種變化。2010年，他辭職回到家鄉浙江省遂昌縣，免費教鄉親們開網店。在他的帶動下，一個隻有5萬人口的小縣城，如今開了1500多家網店，有6000多人從事網店經營，“遂昌模式”被稱為中國首個以服務平台為驅動的農產品電子商務模式。

　　近兩年，一些外出務工者人到中年，回歸鄉村，同時帶回了大量資源、資金和技術﹔在“雙創”氛圍下，越來越多的“新農人”也來到農村，他們文化水平高，利用先進的技術再造農村。

　　“這兩種人的回歸，使得農村的活力、消費能力都有了明顯的上升。”潘東明說，互聯網消費的觀念在農村慢慢被接受了，“他們的到來也使我們的創業策略能更好地實施：通過實體的村服務點，隻要村裡有一人先掌握互聯網技能，能用標准電商的服務流程為身邊人服務，就可以通過這一個人將全村帶入互聯網經濟。”

　　農村消費的一個獨特的增長點是生產消費。潘東明表示，除了和城裡人一樣買衣服、食品等生活消費，農民還要買器材、化肥、種子等，電商的發展將帶來農村消費經濟的新亮點。他預計，在政策利好和市場雙向作用下，大部分鄉村“肯定會在近些年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得到快速發展”。

　　“電商購物僅僅是最表層的改變。一些農村的閉塞程度遠遠超出想象，哪怕是在一些發達地區，也有農民一輩子連縣城都沒去過。”潘東明意識到，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農村失聯”的問題，而農村電商最大的意義就在於“互聯網+農村”，重新連接農村和城市，“通過消費，幫助農民了解世界、發展自己。”

　　除了掙錢、方便生活，張璇也發現電商帶來最深刻的變化是農民思想的改變，長溝村這個深山小村隻有158人，但村裡的微信群裡有90多人，“除了代購代銷，平時有個什麼事兒，誰家需要幫忙，大家已經習慣了在微信上聯系”。

　　讓農民賺錢，電商才能持續

　　“嗷嗷待哺的感覺。”作為中組部、團中央選派的第十五批博士服務團成員，陳秋霖在內蒙古扎蘭屯市挂職副市長，他如此形容地方政府對電商渠道的渴求。在扎蘭屯青年創業孵化園裡，50%的青年創業項目和電商相關，而電商要發展起來，“必須對接大平台”。

　　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正在起變化。陳秋霖曾參加阿裡巴巴的一個電商峰會，底下坐著全國各地趕來的400多個縣的領導，大家聚精會神地聽阿裡巴巴的專家在上面講，“以前，肯定是政府在上面講。現在調個兒了，要主動和企業對接”。

　　阿裡巴巴資深副總裁吳敏芝介紹，在推進村淘時，“很多政府力量加入進來，我們幾乎進入每一個縣，都是由縣委書記專門抓這件事情”。

　　潘東明坦言，企業和農民建立信任是個大難題，“如果沒有政府幫助，我們沒辦法做”。農民的觀念和城裡人有很大不同，“沒有政府的意見，村民很難相信電商是對自己有好處的，隻要縣長、鎮長說好，或者在會議上提及，整個村子的熱情就很容易被點燃”。所以“趕街網”現在在30多個縣落地，談及合作的一條重要要求是——必須得到政府的公開認可和支持。

　　在陳秋霖看來，在中西部地區發展農村電商，政府前期一定要引導甚至主導。農村電商發展缺網絡、缺物流、缺氛圍，但最缺的是人才，“有些地方，不僅‘孔雀’東南飛，甚至‘麻雀’都東南飛”。比如網絡運營崗位要求有較高的創意、資源對接和分析能力，往往“一人難求”。

　　“高素質農村青年需要盡快回流。”當了兩年大學生村官，王乾旭發現，農村的基礎設施和農民的消費能力並不低，但在這個離北京城區並不遠的村庄，不少農民跟潮流買了電腦和智能手機，卻連最基本的“下載”都不會。

　　她調研過開一個網店的成本，“如果美編、運維、售后都要雇人來做，那麼搭建店面的成本就要花上幾萬元。還沒掙錢就先‘賠錢’，農民怎麼能接受？”

　　“農村電商歸根結底要讓農民受益，讓當地產業出實效。”陳秋霖說，淘寶、京東等大平台主要做的是工業品下行，農產品上行更需要政府推動，“農產品千萬不能靠低價位，因為不可持續。農民不掙錢，就不可能維持再生產。要真正提高農產品的經濟附加值，讓老百姓願意去做綠色的產品。”

　　電商的甜頭不只是物資豐富

　　長溝村的農民已經嘗到了電商的甜頭。

　　一開始，張璇只是零散、隨機地幫助村民代銷，“村民拿來什麼我就想辦法幫他們賣”。現在，她更加有計劃了，“村裡也有了產業化經營的樣子”。有幾戶人家飼養土雞，規模已達上萬隻﹔過去村裡隻有一位老人養蜂，現在已經有4戶專職養蜂。村民收入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兩年前，我們村的人均收入在2000∼3000元，現在人均收入在5500元以上”。

　　在農村淘寶的8000個村點，農民得到實惠的同時，村淘合伙人的收入也很可觀。吳敏芝介紹，“村淘合伙人的平均月收入已經達到1500元以上，有一部分人一個月能有兩三萬元的收入”。

　　“各地政府都在抓機遇。”1年來，陳秋霖到江蘇睢寧、浙江遂昌、甘肅隴南、黑龍江明水、湖北羅田等多地“取經”，他發現，各地農村電商發展模式不盡相同。陳秋霖介紹，扎蘭屯市正在探索把電商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結合起來，比如在社區試點電商時增加鄉村圖書館、幼兒娛樂等建設，前期由政府引導，后期政府逐漸退出，真正實現市場化運營，“電商加進服務功能，就是更加綜合的一個抓手”。

　　農村電商帶來更重要的改變是農民精神生活的豐富，“越來越多公益的東西、人性善良的東西被喚醒”。吳敏芝說，今天的村淘點，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幫助農民代購的點了，有些區域劃成了兒童閱讀中心，有些是留守兒童跟外面打工的父母免費視頻的地方，還有些區域把門口的廣場清理出來，讓村裡的大媽們晚上跳廣場舞。

　　吳敏芝給記者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位村淘合伙人，驅車100多公裡給深山裡的一個小女孩送一個書包，“這個成本，絕對不是他賣一個書包能夠收回來的”，當小女孩說“叔叔，你進來喝一碗熱水吧”，這位合伙人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王聰聰 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