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導演李睿珺:寧做票房"炮灰"

　　李睿珺

　　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晚上11點，甘肅來京的導演李睿珺和老婆一塊兒趕到離出租屋不遠的電影院，買了兩張票，走進觀影廳，等待大銀幕亮起。

　　盡管在各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過多項大獎，這是他第一次在國內影院裡看到自己導演的作品公映。

　　李導演的大部分電影都拍攝於甘肅省張掖市高台縣羅城鄉花牆子村，這裡是他成長的地方。最近這幾年，村裡頭有點演藝天賦的鄉親，都被他哄著學過表演。他影片裡那一個個說著西北方言的人物，大多數都是自家親戚。

　　這些電影描述了一個又一個“農村老頭”的故事：孤獨治沙的老頭，在村邊等白鶴的老頭……在最近這部《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裡，爺爺去世了，留守在家的孫子沿著干枯的河流，尋找故鄉……

　　這樣的故事並不被人看好。電影上映后，排片率始終沒上過0.3%，這個數字意味著大多數影院的經理都懶得把它安排到排片表上。

　　“早就想到了。”一個多月后，李睿珺在出租屋附近的咖啡廳裡平靜地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聊起這些遭遇。

　　可他沒改變自己的打算：拍真正能打動自己的故事。

　　“那些人物的命運好像在某個地方召喚你一樣，不拍完吧，你就覺得心裡有一個什麼東西擱不下。”李睿珺說。

　　更要緊的是，“農民的生活，在大銀幕上是被屏蔽掉的，很少見。對我個人來說，這種屏蔽是不公的。這麼大的一個群體，為什麼在銀幕上缺失？”

　　早20年，李睿珺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一個導演。上世紀90年代，花牆子村才第一次通上電，那之前，看電影是件了不起的事兒。不消等電影隊坐著驢車到村口，隻要路過的公共汽車甩下兩卷拷貝，讓人送到村委會去，“看電影”的消息便會在孩童的歡呼聲中傳遍全村。

　　長大后，李睿珺從山西傳媒學院畢業，去了北京，在北四環附近的胡同裡租了一間500元月租的小房子，開始“北漂”生活。這時候，拍攝一部電影，不再是那麼遙遠的事情了，他就想把村子裡老人正經歷的事情講出來。

　　大學剛畢業的時候，他張羅著要拍電影，籌不到錢。家中老父看他愁，便問：需要多少錢？多久之后能收回成本？

　　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想得很簡單：今年拍完，明年賣出去，成本就收回了唄。

　　結果，父親原計劃買房的養老錢全砸了進去，血本無歸。拍到半途中，劇組運營不下去，他跟朋友大打出手，這第一部電影幾乎胎死腹中。

　　最郁悶的時候，李睿珺一個人，拎著一瓶啤酒，坐在峨眉山上發呆。

　　拍電影欠的債還沒還清，他就寫出了《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的劇本。劇本在國際上獲了獎，得了一筆獎金，他又把獎金用來拍新電影。

　　李睿珺成了一個省錢拍電影的“高手”。

　　他曾經帶著一個7人的劇組，外加一輛驢車和一部拖拉機，完成電影《老驢頭》的拍攝﹔和《老驢頭》一樣，《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主演分別是李睿珺的舅爺爺、遠房表弟、鄰居女兒。妻子是他影片裡唯一的專業演員。

　　因為拍《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舅爺爺馬興春家那年的番茄收成被耽擱了。不過，在2014年澳大利亞“金考拉”國際華語電影節上，這部電影成了大贏家。

　　頒獎典禮上，舅爺爺擊敗了吳彥祖、梁家輝、吳秀波，拿回了一尊“最佳男演員”獎杯。

　　舅爺爺穿著好不容易才在縣城壽衣鋪訂做的唐裝上了台，緊張地用高台縣方言發表了獲獎感言：這獎不是他一個人的，應該屬於整個村子——畢竟是全村人一塊兒努力拍出的這部電影。

　　舅爺爺是個很硬氣的西北漢子。導演給他說戲，得拿村裡人舉例子。舅爺爺和《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裡面那個憂郁的木工老馬，說著一樣的方言，一樣是和完面、用手在褲子上一蹭就開始做飯﹔可老馬有更多的心事：村裡開始推行火葬了，再也沒有人請他做棺材。

　　老馬天天到池塘邊的樹下等白鶴，他對孫子說：“我辛辛苦苦把你爸、你叔、你姑姑養大，他們卻要把我變成一股煙，我想讓白鶴帶我到天上去。”

　　“所有人都把這個老人當傻子，以為他老糊涂了，但從來沒有一個人過問過這個老人的心理，他真正在想什麼？”導演說，“這其實是當下農村老人的生活現狀。為什麼要每天等白鶴，‘白鶴’是什麼？”

　　拍攝這個故事的時候，多年前拍第一部電影時欠下的債還沒還完。

　　他寫劇本，參加各種國際電影節的評獎，用獎金來支撐自己的電影﹔業余時間，他去電視台干編導，或是給人拍婚禮錄像。“最賺錢的要數拍真人秀。”他總結說，“扛個攝影機跟在明星背后跑一天。”上海的夏日，收工了一脫運動鞋，能直接往外倒水。

　　就這麼著，在熟悉的村子，他把自家親戚都拉進鏡頭，一部部電影拍了下來。

　　今年上映的《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還是由花牆子村部分村民參演。影片主角是一對裕固族留守兒童。照顧他們生活的爺爺突然去世，兄弟倆想起老人常說的話：放牧時如果迷路，一定要順著河走，牧民的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

　　於是，沿著河流的痕跡，他們一路前行，在孩子面前鋪開的，是在沙漠和現代工業的包圍下逐漸消失的村庄。

　　拍片那麼多年，這是李睿珺的電影第一次得到在國內公映的機會。

　　這部影片所參與的，是一個正在迅速發展的龐大市場。就在今年12月3日，中國大陸電影2015年的總票房已經突破400億元人民幣大關，創造了有城市商業院線票房統計以來的新高點。去年全年這一數字不過297億元。

　　然而，這令人垂涎的數字與李導演沒多大關系。

　　就在今年11月底，電影圈裡還為阿裡影業副總裁徐遠翔的一番話而爭論不休。徐遠翔說，根據數據與市場調查，現在應該著重拍攝給20歲左右年輕人觀看的市場化電影，編劇不重要，由貼吧吧主和同人文寫手來寫故事就行﹔電影成功的關鍵，是得有大牌演員，得有“屌絲逆襲”的概念。

　　而李睿珺的影片與這些最能賺錢的法則幾乎沒一條符合。

　　沒有明星，拍《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時，經驗豐富的制片人方勵給導演出主意“拍點古代裕固族大戰的場面”，也被李睿珺拒絕了——他就是這麼個性子。朋友楊城說，曾有人開價100萬元，請李睿珺拍一部商業片，隻要花兩個月時間，其他什麼都不用管。李導演看了劇本，覺得不合適，拒絕了。

　　大學畢業快10年了，直到去年，李睿珺還和妻子一塊兒租住在胡同裡，和附近學校讀博的窮學生、江蘇來的裝修工比鄰而居，開門就看到房東家的窗戶，上廁所還要出門走一段路。

　　他說，要是現在電影市場上全是藝術電影，那他就要去拍商業片了。可現狀是，電影市場上的影片類型相當單一。他在一篇長微博裡寫過：“為了觀眾們能有更多選擇的可能性，我們願意多趟趟路，哪怕會成為一些人眼中的‘炮灰’。”

　　要當“炮灰”也不容易。在外地拍電影艱難，他便回自家村子﹔找演員太難，就拜托村子裡的鄉親﹔“自己能做的事情，盡量不去麻煩別人”。於是，在一個劇組中，李睿珺能身兼導演、編劇、剪輯、服裝、道具等8個工作，為了省下錢，自己提前幾個月開始為電影做美術。

　　《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拍攝的時候，他想拍一個長鏡頭，是兄弟倆騎著駱駝路過一個廢棄的村庄。廢棄的村庄很好找，但導演想通過破窗戶、破牆一路“看著”兄弟倆穿過村庄。

　　於是攝影機被放到一邊，劇組的人全員上陣砸牆。

　　《老驢頭》劇組的交通工具是馬車和拖拉機，有時候拍到半夜從片場回住的地方，以為能洗個熱水澡睡覺了，車卻陷在沙漠裡，全劇組又得化身推車大隊。

　　妻子張敏說：“他的性子就是倔！”

　　他覺得電影界當下的現狀“就像一根橡皮筋”，越艱難，就越得努力向外撐，去拓展那道界限。有越多的人去做這件事，“改變才有可能發生”。

　　年初，李睿珺參加一個電影界的活動，遇到一位老前輩，問他：你是一直住在沒廁所的胡同裡嗎？

　　他老實回答：之前在一個這樣的屋子裡住了11年。

　　沒想到，正式活動時，這位前輩在台上講了兩個關於“廁所”的故事。首先是陳凱歌的父親陳懷皚。電影《霸王別姬》在戛納得獎后，有人去看望陳老，發現他最開心的不是金棕櫚獎，而是即將搬進樓房，終於能有自家的廁所了﹔第二個故事就是關於李睿珺的。“隻要還有這樣的電影人在堅持，中國電影就還有希望。”這位老前輩說。

　　李睿珺被嚇了一跳。茶歇時，前輩導演們紛紛都來拍著他的肩膀說：“睿珺，不容易啊。”他覺得“特別奇怪”。

　　“我沒有那麼偉大，我從來沒有在‘堅持’。”他說，“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多年前，在傳媒學院，李睿珺的專業是影視廣告。老師告訴他們：電影是花兩個小時去講述一個故事，廣告則得在1分鐘內就把這個故事講好。

　　但是學成之后，他選擇去講述兩個小時的故事。“電影裡面有一些故事——雖然可能你從來沒有去過那些國家，你也沒有見過那些人，但是看完電影之后，他的生活就在你心裡面扎根了。”

　　在《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的結尾，棺材匠老馬躺在池塘邊樹下的泥坑裡，孫子孫女一人一鐵鍬土，把他一點點掩埋。他叮囑尚不懂事的孩子，要是有別人問起，就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

　　而在電影《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中，兄弟倆終於回到家鄉。河流的盡頭，矗立起煙囪與大廠房，從兩人童年裡消失的父親，正在河邊淘金的人群裡。再也沒有水草豐茂的地方了。

　　“這不是我們當下真正的生活嗎？”青年導演問，“為什麼這樣的故事反而會成為‘邊緣’呢？”

　　李睿珺的最新計劃之一，是一個“難度有點大”的題材：中國戰地記者。

　　他就是對這樣的人感興趣：有股傻勁兒，不被他人理解，但還是執著於自己的選擇。

　　他說：“說起最幸福或者最快樂的事情，你永遠不會想起電影節上很輝煌，或者在高檔的五星級酒店裡面有人請你吃大餐……就是每次拍電影的時候，你認為最艱難的那個時刻。現在你想起來是最快樂的。”（黃昉苨 徐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