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塑紀錄片制作人角色 明晰角色打破分工壁壘

　　近年來，隨著《故宮》《舌尖上的中國》的熱播，紀錄片這一亦詩亦史的藝術形式越來越受到觀眾的喜愛。但與英美國家相比，我們的紀錄片無論是制作還是產業都還存在不小的差距。究其原因，制作人專業性功能的缺失是重要因素。在國外紀錄片制作中，制作人的角色是“操盤者”，而在中國，紀錄片制作人很多時候僅作為一種頭銜而存在，投資人、媒體管理者甚至政府官員都可以被冠以“制作人”的名頭，而不管其能否真正發揮制作人的作用。因此，重塑紀錄片制作人的角色功能，不僅是解決當下我國紀錄片市場困境的捷徑，也是理解我國紀錄片歷史與發展的一種思路。

　　定位混亂導致行業式微

　　制作人的概念由美國人托馬斯·哈珀·英斯最早提出。為改進早期電影制片體系的低效，他在導演之外確立制作人角色，統攬制作各環節的控制權，形成與導演合作制約的雙重關系。在我國的電影行業，雖然還未形成完善的制作人制度，但基本構建了以制作人與導演為雙核心的運作機制，這是中國電影格局變大后的自然結果。但是當我們把目光轉到紀錄片上，制作人的功能卻一直被忽視。

　　很多紀錄片人認為，紀錄片不需要制作人，但事實並非如此——無論是作為“文化商品”的媒體紀錄片，還是作為“時代相冊”的作者紀錄片，都需要制作人參與創作。對媒體紀錄片而言，制作人是產業發展的制度性保障，市場大潮需要具有商業意識的制作人把控全局，為經濟效益負責。作者紀錄片則是一片潛力尚未被挖掘的文化富礦，作者需要制作經費的保障，作品需要更大范圍的傳播，促成這些也要依賴制作人的助力。

　　明晰角色打破分工壁壘

　　呼吁重視制作人這一職業，並不是強調個體行為能改變行業的整體走向，而是由於制作人功能的滯后已經成為行業前進的障礙。從宏觀層面看，雖然紀錄片已成為文化軟實力的一種體現，但是紀錄片“走出去”卻成為一種行業口號而鮮見成效，這是我國貧弱的紀錄片市場與成熟的國際紀錄片規則之間不對等的必然結果。近年來，《美麗中國》《歸途列車》《活著》等在國外產生一定影響力的紀錄片，都是強大制片團隊運作的結果。國際合作、聯合制片是紀錄片“走出去”的捷徑，但獲取國外資本只是手段，“借船出海”的深意是要把中國紀錄片放在國際規則之下融資、生產與流通，從源頭打破文化與語言的雙重壁壘。

　　從中觀層面看，紀錄片產業融資渠道、版權分享、新媒體合作的可能性很大，這些正在文化產業中持續發酵的市場行為，卻和紀錄片的關系不甚清晰。市場看似近在咫尺，但又如萬水千山之遙。分散在鏈條各端的市場要素需要一種角色把它們有機地串聯起來，從而形成跨行業的網絡結構。制作人的作用就是“結網”，打破行業的壁壘，充分利用整個產業鏈運作的巨大空間。

　　從微觀層面看，中國紀錄片行業內大部分導演身兼制作人角色，但導演專注於創作，制作人專注於市場，進與退、裡與外的矛盾很難在單個個體中統一調和。所以，角色清晰劃分的目的是在內容邏輯與市場思維之間形成一種約束與合作的雙重關系。

　　功能實踐需要完善制度

　　制作人的功能如何在市場中實踐？紀錄片制作人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通曉創作規律的職業經理人。從融資開始，紀錄片制作人需要解決“找錢”的難題，並和導演、剪輯師建立良好的溝通關系。原則上，制作人應盡量不干預內容創作，但需要引導主創理解市場與觀眾的期待，精確計算投入產出比，這個漫長的周期也考驗著制作人的市場意識與管理藝術。

　　在播出發行階段，制作人需樹立產品觀念，運用營銷手段，通過多樣媒介渠道使紀錄片抵達觀眾。這種簡單的劃分不足以描述制作人在實踐中的個體行為與社會互動。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他們游走在金融、法律、影視等各個環節，在各種利益中平衡斡旋。可以看出，這個“第一個參與、最后一個離開”的角色，正逐漸串聯起產業中散落的組織元素，就像一個個咬合的齒輪，在傳動中帶動整個工業機器的運轉。

　　在重新認識制作人的角色功能之后，如何完善制度、培養人才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行業協會、教育領域都需要通力協作，其中最需要突破的還是從業者自身的觀念困境。產業化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創作的自由度，但它保証了一個體系的正常運行，使這個體系中的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活，並產生持續不斷的創作力。制作人的角色與功能在紀錄片實踐中的嵌入深化，雖不是解決市場問題的靈丹妙藥，但也不應是洪水猛獸。就像這個職業本身需要平衡一樣，中國紀錄片也需要在平衡中一步步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