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鮑曉倩：海上40天，懂了40年

　　鮑曉倩

　　要成為一個好記者，需要更多這樣的40天，身臨其境、親歷一線﹔要成為一個好記者，需要懷揣熱愛與理想，努力為社會傳遞正能量。

　　今年春節前，我作為唯一的隨船記者，參加中國大洋34航次第三航段科考，從毛裡求斯路易港登上“大洋一號”，在遠離祖國近2萬公裡的西南印度洋，開始了40天的海上生活。

　　3月2日，盡管開出去400海裡避風，我們仍然沒有逃過海上颶風的風暴眼，遭遇了13級大風。夜晚的船艙裡，所有東西都在哐當作響，窗帘不斷拉開又合上、櫃子門不斷打開又關上，所有的東西傾覆出來，椅子、拉杆箱都在屋子裡四處走、沉重的大錨不斷敲打船底。躺在床上是躺不住的，剛覺得背后有床板瞬間又被拋了出去。我想，那是我到目前為止最接近死亡的一刻。

　　我們工作區域位於馬達加斯加以南900海裡，南緯27度左右，正處在著名的“咆哮西風帶”邊緣，科考隊為什麼偏偏要在這裡工作？找礦，為中國找礦，這就是“大洋一號”的使命。因為據估算，全球海底硫化物中銅和鋅就有3億噸，遠遠超過陸地礦藏總量。

　　海上40天，我懂了大洋科考的艱辛。大洋34航次歷時215天，分為5個航段，也就是說船每隔40天或50天才能靠港補給一次，其他時間都在海上。“大洋一號”長104米、寬16米，一共5層，是什麼概念，面積最大的那層也就4個籃球場那麼大，活動空間狹小到逼仄的程度。

　　在船上，吃飯是一件痛苦的事兒。因為出海一周后，就沒有新鮮蔬菜了，而肉類大多是從去年10月就上船了的，吃起來有種腐敗的氣息。好在我們有豆芽！老隊員會說，每到吃豆芽的時候，就覺得有希望了，因為快要靠港了﹔要是還有青菜吃，說明航程還遙遙無期。

　　首席科學家陶春輝，在西南印度洋為我國發現了第一個熱液活動區並命名為“龍旂”，曾4次乘“蛟龍號”下潛至海底4000米。他跟我說，他第一次出海，那會兒條件差，在船上整整3個月沒有洗澡，就想，這輩子再也不上船了，結果沒想到搞了一輩子大洋科考。

　　海上40天，我更懂了大洋科考的寂寞。由於遠離所有大陸和海島，也不在任何航線上，我們連船都幾乎看不到！在船上，會發現地球真的是圓的，前、后、左、右，目力所及，都是茫茫大海，連起來就是一個圓，有時候會恍惚自己身處外星球。“大洋一號”，猶如漂浮在大洋裡的孤島，沒有電話、沒有網絡、沒有微博微信。

　　船上所有人被分為4班，晝夜工作，連春節也隻能休息半天。就連我，一個記者，除了採訪、寫稿、拍照，也被安排在多波束實驗室每天值6個小時班。

　　於淼，中國地質大學的博士，不到30歲，卻已經是多次出海的老科考隊員。在船上，他一直上夜班，有一次凌晨3點，在實驗室觀測設備傳回的海底實時畫面時，這個典型的工科男特別文藝地感慨：就像看著海底無聲無息的小電影，可你永遠不知道精彩的一幕會在什麼時候出現。

　　海上40天，我還懂了大洋科考的美好。海底硫化物的表面情況可以靠“蛟龍號”探查，分層和厚度則需要鑽孔取樣才能了解。碎石、玄武岩角礫、沉積物……鑽機拍攝的海底圖像一幀幀閃過，期待的畫面卻始終沒有出現。直到深夜10點，隨著於淼異常沉著的一聲“就是這裡，鑽機坐底。”實驗室裡最終爆發一陣歡呼。那一刻，突然間真實地感受到，科學的美好，是在太多的寂寞之后。

　　船上72個人，每個人都有故事。海上40天，對於我一輩子也許隻有一次，可對於“大洋一號”上大多數人來說，出海是人生的常態，中國的海洋權益，傾力爭取、全力維護，從南海到大西洋、太平洋，到印度洋，背后站著太多太多這樣的普通人。

　　海上40天，只是我國大洋科考事業的一小步，要知道，在1萬平方公裡西南印度洋硫化物合同區，為期10年的科考工作才剛剛開始，而我國首次開啟大洋探索之門，中國大洋事業已經走過近40年的歷程。40年，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海洋資源，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遠洋深海，正是中國從海洋大國走向海洋強國的必爭之地。

　　這段獨特的採訪經歷也讓我思考，新聞記者的職責究竟是什麼？記者，不僅是這個時代的見証者，更是這個時代的參與者和推動者。要成為一個好記者，需要更多這樣的40天，身臨其境、親歷一線﹔要成為一個好記者，需要懷揣熱愛與理想，努力為社會傳遞正能量。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講好中國故事，無愧於這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