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3】

经历浩劫之后的甘惜分，对新闻界极左之害已有切肤之痛，怀着“空抛了许多大好时光”的遗憾，他将郁积多年的深思熟虑倾泻笔端，开始了思想解放的曲折历程。也恰恰是在其后的几十年，他用日夜兼程的速度为新中国新闻理论的殿堂悄悄地打下了根基。

1979年，他写完《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一文，用洋洋洒洒2万字考证了“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这个“禁区”并非党中央的根本方针。1981年，他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左”的倾向》一文，直指年初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对肃清“左”的流毒不够重视，认为该决定存在片面性。有人曾经评价说，“相信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或有同感。但是，只有他敢说出来”（周克冰，《新中国新闻思想的探索者——访老新闻学者甘惜分》，收录于《甘惜分文集》（第三卷））。

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被誉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奠基之作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由甘惜分在他64岁这一年仅仅历时4个月就独立完成。对此，甘惜分无比欣慰：“如果说1960年我在全国反右倾之浪潮中大反极左思潮，打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炮，那么1980年我写出《新闻理论基础》，就是放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第二炮。”对此，《人民日报》曾报道说：甘惜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的第一人。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1986年，在《新闻理论基础》之上重新修订的《新闻原理纲要》一书问世，甘惜分借此几乎重新建构了自己对新闻工作及新闻规律认识的脉络。同年，甘惜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开始使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了解民情舆情，摸清社会脉搏。1988年，论文集《新闻论争三十年》出版，收录了甘惜分1979年至1986年初的主要学术代表作，他表示：“我的新闻思想到此算是一个总结。新的思想征程正在开始。”1993年，由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杀青，皇皇180万字，由100多位新闻研究者共同努力达三年之久完成，是中国第一部详尽全面的大型新闻学辞书。1996年，80岁高龄的他又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将自己的学术历程与学术心路铺于纸上，用4个月完成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几经周折，2005年，此书终于在香港出版。在这期间，甘惜分还陆续提出了自己日臻成熟的新闻理论，包括“新闻三环理论”“新闻三角理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等等。而更令人敬重的是，除了教坛耕耘，桃李天下，从1983年开始，甘惜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不仅培养了国内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并且他的10位博士生，如今都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

甘惜分曾经这样总结自己40余年来的学术生涯：“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总的思想指导之下，我的具体思想发生了几次转折。第一时期，‘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十多年内，我是一个完全的正统派。不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思想十分信服和崇拜，而且对斯大林和毛泽东也缺乏具体分析。第二时期，从‘文化大革命’到80年代前半期的思想徘徊。我在那个十年对毛泽东逐渐进行具体分析，逐渐清醒。我在革新与保守、创造与拘谨之间徘徊近十年之久。我有所前进，却还不敢大胆革新，在学术上有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第三时期，1978年以后，我完成了觉醒的过程，彻底同陈腐思想告别。我经历了一番涅槃，达到了新的境界。简而言之，这个过程就是：探索、徘徊、清醒。”

甘惜分说，新闻学是政治性极其强烈的一门学科，党把新闻工作视为“喉舌”，所以新闻学研究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从党的领导角度考虑新闻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是其中一种思维方式。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以研究科学规律为出发点的科研人员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要探索新闻的规律性。“就我自己来说，由于长期受党的教育，又在新华社工作过10年，我的新闻思维方式开始是完全正统的，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思维方式。但是经过后来40多年的长期研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再加上40多年中国各方面情况包括新闻工作情况的几次急剧变化，我的思维方式逐渐向第二种转变，即向严格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甘惜分新闻思想的形成确如他所言，经历了几次鲜明的转折过程，以至于有人曾用“左”“右”不讨好，来质疑这位革命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前后如此巨大的思想变化。但实际上，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简单标签，都无法涵盖甘惜分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内核。从本质上说，正是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支撑着他从未流于一个左右摇摆的风派人物。因此，他的思想转折其实恰恰暗合了他在政治生活中一路亲历的文化觉醒，以及依据于此而从未停止过的自我反省与否思。

但就像甘惜分自我比喻的那样：“我是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是长期在解放区党组织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干部。”不可否认的是，谁也无法挣脱命运所决定的思想牢笼。因此，当重新解读他的学术心路与思想体系时便不难发现，甘惜分的不平凡之处并不在于他学术观点的无懈可击，而恰恰在于他不但极其清醒“笼中鸟”的人生现实，并且敢于正视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同时，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坦坦荡荡、豁达无畏地从未放弃过对这座“牢笼”的超越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