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

从贫苦的孤儿到密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从年轻的政治教员到党的新闻工作者；从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的采编部主任到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副教授、教授；从政治浩劫中的“顽固分子”到学术解放后的开宗立派；从长期受缚于“左”的思想到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甘惜分，这位接近期颐之年的老人，不仅以他丰富的阅历和精深的思想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奉献了不菲的精神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沧桑的人生故事中，翻云覆雨的时代变迁与峰回路转的个体命运所辉映出的，正是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喜交集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共鸣。

深邃又简单，通融又倔强，无畏又谨慎，饱经风霜的过往令甘惜分的个性矛盾却真实。抚今追昔，他的学术威望已是一个符号，他的学术成就已是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思想已是一座丰碑。

“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

1916年4月17日，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省邻水县的一户穷苦家庭，小名“甘在碧”，3岁时父母先后离世，由哥哥艰难抚养。初中毕业后，他辍学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上中学时改名为“甘霞飞”，有一次在小学校园的墙壁上看到一条古人陶侃的格言“古人惜寸阴，吾人当惜分阴”，当时他深受触动并依此为自己更名为“甘惜分”，这个名字就这样跟随了他一生。

从那时起，读书读报就成了年轻的甘惜分最大的喜好，在偏僻的西南小县城，来自上海的进步报刊对甘惜分很有吸引力，“我当小学教员的工资大部分都汇到上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出版社邮购书刊了，我还利用五哥在县民众教育馆当管理员的机会，多方订阅上海进步书刊。我的思想变化与上海的进步书刊有很大关系”。不仅如此，思想激变后的甘惜分为了反抗旧社会，还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以县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为联络点，成立秘密读书会，开展读书活动。而除了两三年的小学教师经历，甘惜分早年还在县政府当过一个管理度量衡的小职员，1935年，正是因为到成都接受度量衡业务培训的机会，他见到了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

“帮助我接近共产党、接近进步思想的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我表哥熊寿祺，他在大革命时期便到武汉参加革命，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那时经常给我写信，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是朋友熊复，他与我是从小的同乡，又一同奔赴延安，解放后他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为四川邻水人的熊复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总社社长、《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要职。对于那段早年的情谊，甘惜分回忆道：“他初中毕业后去上海、成都考大学，眼界比我宽得多，我俩就开始经常通信，痛快淋漓地评论天下事。在成都时，我们经常在祠堂街一带的书店里看书。这里的书店卖的大都是上海的进步出版物，正合我们的需要。1935年成都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和熊复都参加了。”然而最令甘惜分记忆犹深的，还是三年后熊复给他寄来的一封信。“抗战爆发后，我们的秘密读书会公开了，改叫抗日移动宣传队，在邻水县城和乡镇上演抗日戏剧，张贴宣传画。有一天，我突然收到熊复写来的一封信，很简单：‘接信后速来我家，同赴延安。’”而对于这封信，甘惜分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那一刻的心情：“哎哟，当时真是高兴得要死！”

就这样，1938年2月26日，不到22岁的甘惜分与熊复辗转抵达朝思暮想的圣地延安。“我走后，县长发出了通缉令。我对我的家庭算是叛逃了。”甘惜分歉疚却淡然，“我满脑子想的全是革命的大问题，我的思想哪在邻水？在全国，全世界。”

延安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对他日后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的分水岭。从1938年赴延安，到1940年转山西，再到1949年进重庆，甘惜分开始了他作为“革命青年”的全新征程。

“到延安以后，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很快转入政治教员训练班。不久，这个班转到中央马列学院，我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学了一年马列经典著作，收获不少。”到延安后没几个月，甘惜分就经抗大队长尚耀武和区队长陈秉德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天，党中央为减轻延安的米粮负担，将抗大和其他多所学校迁往敌后根据地，甘惜分随之到达了位于河北西部的晋察冀边区。甘惜分说：“这时正逢贺龙将军率领的八路军120师从冀中平原来到晋察冀边区休整待命，日寇的一个联队跟踪追来，被120师歼灭。战后，贺龙对抗大校长罗瑞卿提出派两个政治教员给部队干部提高马列理论修养，罗瑞卿一口答应，派出的其中一位就是我。这是我人生历史上的又一大转折。”

1939年冬，八路军120师奉党中央调令，在1939年底从河北迁回晋西北，安扎晋绥地区，甘惜分也随军迁徙，从此在山西待了10年。“到山西时刚24岁，30多岁在全国解放以后才离开山西，我把全部青春都献给了山西。”甘惜分无限感慨。这期间，甘惜分先后在晋西党校、120师高级干部研究班做教员，在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做研究员。1945年内战爆发后，他开始转而从事晋绥军区军事宣传工作，并于冬天奉命北上绥包前线担任前线记者。1946年，甘惜分调往新华社绥蒙分社任记者并参与创建《绥蒙日报》。1947年，他又调回晋绥地区，担任新华社晋绥分社编辑。1949年，甘惜分南下重庆，担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直至1954年，西南总分社随着各大行政区的撤销而撤销，甘惜分才结束了这段“战与火”的记者生涯。

回忆过往，甘惜分满怀喟叹：“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这步跨得非常大，也跨得很正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