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全球意识”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启示我们,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问题,都须放到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交流日渐深入的今天,“本土问题”和“全球问题”紧密相连,“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不可分割。对于我们来说,讨论问题、阐述观点,不仅要有世界语言,更要有世界眼光,以“全球坐标”定位、用“世界时间”参照,才能更好地定义属于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是这篇任仲平文章的一个鲜明特点:自始至终都把中国道路的十年探索,置于全球背景下考量。没有对比,就没有发现。将国内改革发展的成就,放到世界坐标去讲述,才能看出变化、显出分量。这种比照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还原世界图景,看到中国这十年走过的不平坦道路、遇到的不寻常挑战,其他国家同样也在经历,从而增强对中国问题的理性判断。我们提到埃及解放广场的争斗、伦敦街头的骚乱、利比亚的动荡……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各个国家、各种制度都遇到了新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资本、要素空前自由频繁的流动,政府必须在超越国界的全球框架下治理国家,还要应对信息化潮流带来的冲击。这不只是中国独自面对的问题,如普京所言,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个艰难的时代。
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引入第三方视角,增强论述的客观性和读者的接受程度,凸显全球格局下中国的进步和意义。比如,文章引用基辛格的话,说明中国这十年成绩之所以来之不易,是因为第四代领导人第一次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治理中国,而且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这三个条件互相叠加的情况下治理中国。文章进而由此评述,“当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当广东乌坎事件吸引来大批境外记者,当国际油价的涨跌影响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这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看自己的国际视角:在全球化时代“治理中国”,中国航船的这十年破浪,确可谓其行进也艰辛,其抵达也浩荡。
再有,快速发展积累了不少问题,这确实令人痛心,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成绩、丧失信心。任仲平文章引用了国外媒体视角,4亿人脱贫、13亿人走向现代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20%。外国学者坦陈:“这些物质条件具有真实的道德价值,不承认这些成就是不诚实的。”这使文章更有说服力。有时候因为我们深陷于脚下的这块土地,容易既看不到我们身边发生的进步,也看不到这些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光亮。打开国际视野,才能呈现给读者更多的真实,让我们一定程度上摆脱“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站位局限,摆脱“爱之也深,责之也切”的情感局限。这是新闻评论“统筹两个大局”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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