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类型化：生产机制与文化意指【3】

四、后现代思潮特征

麦奎尔认为，“后现代概念的吸引力，在于它帮助连接许多有信服力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关乎媒介自身的本质逻辑”[3]。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流行音乐研究的主流话语，是诉诸感官而非诉求理性的形式，具有反复无常的、缺乏逻辑的、千变万化以及快乐主义的特点。类型化广播体现后现代文化特征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型化广播的媒介文化标准形式，建立在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类型化广播起源于20世纪美国的50、60年代，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登堂入室。那一时期盛行于英美的“波普艺术”体现出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壁垒的明确拒斥，鄙夷阿多诺将文化视为“世人所思、所表的最好之物”的观点，转而推崇威廉斯的“文化是全部生活方式”的定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壁垒崩塌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波普艺术”与流行音乐的融合，这一时期流行音乐本身也开始具有严肃的政治意蕴。“波普艺术”是后现代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语境，考察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广播的类型化是除了电视、音乐录像、广告、电影、流行音乐、时尚等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与实践。广播类型化生存的根本条件，产生于它与彼时的西方社会文化潮流与受众思想观念的同构性，“即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现在与过去、历史与怀旧、虚构与真实之间界限的消解，对立双方之间的差异愈发无谓、愈发隐匿”[4]。

第二，类型化广播传播形态的创新，对应了社会情境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诸多变化。社会传播情境变化，牵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人们的精神信仰、生活娱乐消费方式、信息传播形式的选择偏好，以及社会主体的多元分化等各个层面。鲍德里亚认为，“一种新的围绕着模拟而组织起来的后现代社会，模态、语码、传播和信息、媒体等都是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创造性产物。如果说现代性或生产方式所意指的是这些模式化实践，那么后现代性或信息方式所标明的交往实践则构建了不稳定的、多重或分散的主体”[5]。类型化广播传播形态的创新，某种程度上切合后现代思潮裹挟着的“平面化、无深度”的特征，是在无穷无尽的互文机制中完成的。比如，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众文化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流行音乐，饶舌音乐（Rap）作为一种后现代流行音乐，“它的互文性特征以及对其他文本的引用并不是美学枯竭的结果，恰恰相反后现代流行音乐将七零八落的碎片撷录在一起”[4]。

后现代主义崇尚真正根本的意义在于感性释放的“播撒”、“替补”和“延宕”的范畴之中，迎合个人享乐主义的狂欢风潮。类型化广播更加确切的传播功能是强化情绪的感染力，比如音乐广播“在特殊体验和意义所处的世界内建构‘基调’、‘肌质’或色彩”[6]，它的移动性和声音伴随的背景为受众提供生活能量和积极态度，以抵御生活中不断增加的消极意义，赋予了受众行为正能量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