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格雷姆?伯顿认为类型化的优越性在于“可预测性”与“规模效应”[7]。媒介生产者更容易把握类型化的文化产品能否在市场上获得盈利,轮盘模式不仅适应了受众对内容接受理解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固定而又创新发展的类型“框架”,传播过程中实现的“规模效应”远远比个性化的媒介文本更容易营销,有效降低了广播创新的市场风险。尽管广播类型化生产机制中的“非个性化”、“模式化”、“惯例”等做法曾经受到来自文化精英立场的批判,但是遵循类型化的运作机制并不意味着无创造性、无美学价值。任何媒介类型的发展和演变,要经历原始阶段、经典阶段、修正阶段、模仿阶段四个阶段,广播类型化既受到“惯例”、“成规”的约束,同时又在永恒地变化发展,以新的传播样态呈现受众的心理需求。
综上所述,每一种媒介的内在逻辑都偏好某种特定的传播形式,毋庸置疑、广播的类型化模式代表了世界广播的现代发展趋势。广播的传媒文化正在转型,我们既不能为新生的传媒文化现象简单下结论,也不能墨守陈规,僵化地理解传媒文化,全面看待问题是传媒研究者应有的姿态。
(作者简介:李欣,女,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欧阳宏生,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美)阿瑟·阿萨·伯杰著.李德刚,何玉译.媒介分析技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美)约瑟夫·塔洛著.于海生译.今日传媒——大众传媒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 (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 (英)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陈龙.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 (英)格雷姆·伯顿著,史安斌.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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