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娱乐的力量【3】

（三）“春晚吐槽大会”

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不仅是中国大陆官方庆祝春节的年宴，更是一年一度讴歌主旋律，反映官方态度的重要文化活动。尽管某些草根阶层对这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立场的年宴，并不满意，但“春晚”俨然已经成了除夕夜的“捆绑产品”。

除了最具官方权威性质的中央台春晚外，其他地方台举办的春晚，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是大同小异。其实如今已经有许多人已经放弃了在除夕夜收看春晚，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些人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调和不满，那就是改变收看春晚的方式，即通过恶搞或同人创作来对春晚内容进行解构和重述。如今，在各类微博、论坛平台上进行春晚内容的同人创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各类搞笑的段子、图片、视频同人创作层出不穷。此时此刻，“同人”似乎成了大众表达与发声的新型工具，许多人选择手抱电脑，眼观电视，以便及时获取或制作春晚内容的即时同人。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收看方式，同时也扭转了单一的“灌输——接受”式的文化传播方式，而改由大众自行创造了符合自身趣味的娱乐形式与内容。从过去的“单纯阅读”（read only）（广播式的，“一对多”的），进化为“读写并用”，一般民众也可以借助媒体，以非专业人士的身份，去表达他们对真实的理解。

四、同人：“阿Q”抑或“呐喊”？

那么，“同人”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

尽管每个人都有可以成为“同人”的创造者，但更多人并不直接参加创作，而是更热衷于做一个围观者。然而，这种“观看者”的角色却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观众”身份，其观看的欲望更多来自于一种“透过集体戏剧化仪式、以及身为其中的意愿，去成就某种自我实现”的意图。因此，无论是直接参与创作还是仅仅只是围观，同人爱好者们通过“同人”这样的行为，使分散各地的、零散的、孤独的“我”们，产生了一种群体式的同盟情感，并由此萌生出与“他”群系统对抗的力量和勇气。这不仅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的新方式，同样也是一种新型的自我身份认同。

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猜测，“同人”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作为一种“表达”和“反抗”方式的“同人”，还具有某些特殊的内涵：如果是作为一种娱乐的方式，同人的意义也许可以止步于对次文化的迷恋或由“肆虐”而带来的报复性快感，然而，如果是作为一种“表达”和“反抗”方式，它就必须对什么是理想的生活这样的问题有所回应。

根据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分析和讨论，消费者（大众）往往是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即被动地接受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其分析的重点往往落在强调消费文化对大众的欺骗和欺诈。而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加特则抱持另一种态度，其在1757年出版的《文化素养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一书中，着重讨论了因美国文化的全面渗透和新兴大众媒体的出现——如电影、广播、电视等，而广泛流行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霍加特认为，那时的通俗文化，具有庶民和草根阶层的立场，是工人阶级及底层民众，以自己的方式来积累智慧，体会生命不同真实与真相的重要方式。在这一点上，彼时的通俗文化，与当下盛行于网络空间的娱乐文化，似乎产生了某种共鸣。因此，面对新的社会、文化背景，澳洲学者约翰?哈特利在继承霍加特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数位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概念，他认为，今天人们不仅具有消费（consuming）数位内容的能力，还同时拥有生产（producing）数位内容的能力。经由活跃的消费及生产，人们能参与一定程度的、由各式媒体所中介的公共领域，或是用以追求个人的想望，贡献于每日的知识交流网路中，甚至也能发展不论是商业性的或是社群性的个人事业，从而创造经济及文化上的价值[7]。而这种素养赖以实践的复杂网络，成为鼓励普通民众想象力的重要平台，并且将最终引领未来的文化生产风潮。因此，如何把握大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如何重现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真实关系，如何认识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单独的个人、零散的“我”群之间既彼此融合又相互抵抗的互动关系；一般民众是否可能将新媒体变为个人发声的自主传播工具？主动书写（writing）是否能够追上并赶超被动解读（reading）的脚步？大众是否确实能透过新媒体“再现及代表自己”，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文化相抗衡？这些问题，将对如何理解当下这个“娱乐”的需求愈发迫切的时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同人”这一复杂多义的概念——一种受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次文化创作形式，一种糅合了积极与消极、娱乐与反抗的态度与方式，一种新型的建立社会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式——似乎为上述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交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