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俞颂华的报刊实践
俞在《申报月刊三周年纪念辞》中郑重说到:本刊“以增进最大多数的民众的福利为目标,尽其经济与文化的使命。”俞认为,报刊是一种社会公器,而不是党争的工具。俞一生任过十几家报刊的编辑、记者和总编辑。
张黎敏、夏一鸣对俞颂华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俞在主编《学灯》期间对《学灯》进行了改革,呼应“五四”。同时发起了关于“主义”和“问题”的大讨论,在主编期间既是编辑,也是作者[6]。俞在主编《学灯》期间,使《学灯》成为“严肃探讨问题犹如有生气的副刊”,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同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副刊”。
1932年5月俞颂华应史量才之邀主编《申报月刊》,开始了他在申报馆五年的主编工作。周芳对1932~1935年俞主编的《申报月刊》进行研究,分析了俞在主编《申报月刊》时的编辑特色:淳厚的整体风貌、编排上的进步做法、重视与读者沟通[7]。
俞在苏联期间进行了大量的新闻采访,写了大量的评论。有学者对俞写的“苏俄通讯”进行了研究。杨丽娟分析了俞“苏俄通讯”形成的原因,并认为俞的“苏俄通讯”有以下特色:注重直接“对话”、注重细节描写、注重使用对比手法[8]。同时杨丽娟在《瞿秋白、俞颂华与“苏俄通讯”》中分析了瞿、俞二人写的“苏俄通讯”影响,并认为他们的文章“复原”了真实的苏俄,揭穿国内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加深了中国人民对苏俄社会主义的了解,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改变了作者本身的思想倾向[9]。而葛思思、俞湘文在《十月革命后俞颂华在苏俄的采访》中详细的记录了俞没去苏俄前以及在苏俄期间和离开苏俄后的一些活动,并介绍了俞的一些作品,比如《苏俄之感想与见闻》、《劳农俄国之观察》等,使人们对俞在苏俄的活动以及发表的作品有了更深的认识[10]。另外,蓝鸿文在《新闻界》中对俞在莫斯科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刊载[11]。
张鸿慰对俞在广西的办报活动进行了研究,俞在广西办报时仍然一如既往,践行着自己的新闻理想。在《广西日报》工作期间,俞颂华事必躬亲。有时约定的社论稿直到深夜未送到,他就拿起电话频频催促。除星期天外,他每晚值班处理版面,审阅大样,然后快笔撰成社论或短评,熬到付印才去休息。这时报上的短评,常常只有几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有时一日两篇,都是配合当天的要闻进行评述,文字清新,说理明确,对读者起指导作用。同时面对国民党的巨大压力,忍让不肯低头,作者赞他“清贫显志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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