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2】

“我是带着问题留学日本的”

卓南生解释说：“我之所以选择去日本，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哥伦坡计划’下学过一些日语，我比较感兴趣；另一方面是中学时代看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这些有留日背景的作家写的东西，我对日本这个国家很好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当时的青年人对英语世界多少有种抵触感：为什么一定要到殖民地宗主国留学？为什么只有去英国或者英联邦国家才能获得认可？我想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去看看一个不同的国家。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坚持认为，在亚洲去看亚洲问题，会与去欧美看亚洲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所以，我决定试一试。”

尽管有父兄师长的劝阻，卓南生还是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求学之路。“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比较追求梦想，没有太多从现实去考虑。但是亲朋好友的劝阻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探讨问题的起点，那就是：我去日本究竟要看什么？我想，我要看的，就是它的变与不变。”

在深思熟虑之后，卓南生萌发了他最早的“问题意识”：战后的日本是不是真的有别于战前？日本是怎样看待亚洲的？促使日本国策变与不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就是带着这些问题留学日本的。并且一到日本，我就培养起了善于观察的习惯。”

1966年，卓南生成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二年级的插班生，他饶有兴致地谈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我一进早稻田大学被接纳为新闻系学生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这个系要关门了，你是最后一个学生。等到我本科毕业时，这个学科就真的关闭了。这种现象跟日本的特殊情况有关：日本新闻教育与新闻实务界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日本的传媒机构并不指望新闻教育界为其培养人才，而是希望每个进入传媒机构的新人都是一张白纸，这样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将其调教成听话的‘雇员’。所以，日本的新闻学并不是一般想象的那么蓬勃发展，在战前日本的主要大学也一直没有新闻系。比如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就认为新闻学只是一门实用的学科，并没有深厚的学理，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东京帝国大学只是在1929年成立了一个新闻研究室，直到1949年才升格为新闻研究所。它的创建人就是日本现代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小野秀雄，他也是我老师的老师。”说到这里，卓南生亦不无自豪。

1969年本科毕业后，卓南生准备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已经关闭，所以只好转校。最初，他曾考虑师从记者出身的殿木圭一教授。

“殿木老师是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教授，他会说一点中文和马来文，对留学生也非常好。他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共同社前身）派往马来半岛，所以我曾向他表示想要研究有关日本占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时期的新闻史，他说那得去打听是否有足够的资料。但是一个星期后，殿木老师告诉我这方面的资料已经不存在，建议我换个题目。”

结合殿木老师的反应和一名曾目击新加坡沦陷的前《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也是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酒井寅吉战后写的文章，卓南生认为，“要想从与战前的‘亚洲’及‘战争’关系颇深的日本新闻学者口中获得相关信息，是不可能的”。

几经辗转后，卓南生只好放弃他最初的研究计划，转而将视角投向了日本学界因为并不关心所以也不会敏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当然，他最初的关心点，仍然是放在与新马关系密切的近代华文报起源史。1970年，他最终进入立教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且师从以研究“瓦版新闻”而闻名的日本江户传播史权威——平井隆太郎教授。也正是在平井老师的引荐下，卓南生有幸两次拜访日本新闻学泰斗小野秀雄，并对他日后的研究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