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3】

“踽踽独行，摸索中国新闻史研究”

“小野秀雄是日本新闻史学的开山鼻祖，相当于中国的戈公振。平井隆太郎是小野秀雄的嫡系大弟子，在平井老师的推荐下，我得以拜访了当时已年逾八十高龄的他。”卓南生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第一次去，小野先生就从衣柜里取出了用布巾包裹着的他在大英博物馆查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时做的手抄读报笔记。他还拿出了一册私藏的《遐迩贯珍》原件给我看，并且建议我最好从资料较易找到的汉文报刊着手研究。”

正是因为这次见面，卓南生“萌发了步中国报史专家戈公振先生及日本新闻史学者小野先生后尘，前往英国伦敦查寻早期报刊原件及相关资料，以便整理近代中文报史的念头”，并最终在跑遍日本、英国的各大公私图书馆，查阅多份中文近代报刊原件后，分别于1972年和1986年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近代新闻发生史（1815-1856）》与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

卓南生说：“小野秀雄很追求新闻的发生史，戈公振也很重视这一点，但由于戈公振英年早逝，小野秀雄在这方面的成果和影响要比戈公振大些。在一些交叉性的史料中，我发现戈公振还留下不少可让后人探讨的空间。我的研究重点就是解析中国近代报纸从何而来，它与传统的‘邸报’等之间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其实就是在小野秀雄和戈公振的基础上填补或者纠正了原有史料的一些混乱。”

在谈及论文撰写的过程时，卓南生毫不讳言当时的孤寂与隐忧，“我在写硕士、博士论文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在孤立的环境下自娱自乐，因为在日本没有任何的中国新闻史专家或者同学可以交流，虽然起步研究的时候我会尽可能地向日本新闻史学界的老师学习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论，他们也会对我给予鼓励，但基本上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摸索”。而即便是在论文完成之后，卓南生依旧心存忐忑，“我的研究在80年代末期以前都是孤军奋战，也没有人给我一个正式的反馈。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曾对我说：‘真正的考验要在中国’。”

幸运的是，内川芳美教授（时任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在70年代末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就与中国新闻史学界常有交流并将卓南生的研究介绍给了中国。有一天，他很高兴地向卓南生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新闻史学界特别是方汉奇先生对卓南生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原来在80年代，卓南生有关中国新闻史几篇论文的日文稿经由复旦大学的张国良教授翻译成中文，先后刊于《新闻传播》（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新闻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学术刊物上，开始逐渐得到了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关注，复旦大学的新闻史学家宁树藩教授更是热情地为他撰写了推荐文。

在获得中日学界广泛认可的同时，卓南生也于1986年9月获得立教大学首个社会学（主修新闻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当时日本新闻学界少有的博士。

“那时候日本对学术看待得很崇高，据说早年东京帝国大学要颁给小野秀雄博士学位，但是被他婉拒了，因为他怕玷污了新闻学的招牌。就连小野秀雄都不肯要博士学位，所以他的学生们，其中包括我的老师——平井隆太郎、内川芳美、香内三郎、荒濑丰，也就没有一个人提交博士论文。”卓南生说，“当时日本的学术风气非常严谨，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平井老师几次催我提交论文，我都推辞了；香内三郎老师要我把其中的《遐迩贯珍》那篇发表出来，并且学术刊物都为我联系好了，但我还是以必须到大英博物馆补读完整原件为由婉拒了。”所以，卓南生在1986年拿到新闻学博士学位算是一件比较轰动的事情。

“因为我是社会学研究院第一个提交博士论文的学生，审查答辩的时候立教大学也没有什么程序经验，请来了东京大学的内川芳美和立教大学的三位老师，大家就是喝茶、聊天，讨论要怎么跟出版社谈条件出书，因为百利坚出版社的社长早在两年前就曾从东京打电话到新加坡表示有意出版。”卓南生举重若轻地笑道。

实际上，从1972年开始读博，到1986年2月完成博士论文，再到同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卓南生的留日求学生涯不可谓不艰辛。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卓南生也终以他令人敬服的才、学、识、德赢得了中国学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