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5】

“我希望能在教育界做点事”

正如当年带着问题留学日本一样，旅居中国的卓南生同样对这个正在发生巨变的国度充满了他的观察与思考。

“起初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比较传统的研究模式，基本停留于教科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比较单一、比较粗浅。但是我也感受到了这里的知识分子求知欲很强，有很大的动力。再往后呢，我慢慢发现了中国学界的一个特征，就是随着学科视野的扩展，对西方的理论学说有些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甚至造成了历史观的模糊与混乱。同时，中国学术研究的体制与思维也存在一些偏差的问题，比如在过去一切都跟着计划走，而现在呢，一切都跟着市场走，或者围着课题转，学术研究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说得严重些，在某种程度上，学术水平不但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到来而提升，相反，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更加彷徨与混乱的时代。”

对于这些问题，卓南生深感忧虑，“1968年我刚到日本不久，日本的知识分子就开展了一场针对明治维新百年的大辩论，也就是如何评价日本的近代史，如何看待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与走上侵略道路之间的关联。可惜的是，1968年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关明治维新的论争没有传到中国，日本学界对近代化的反思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共鸣。像中国现在的公害问题、雾霾问题、官商勾结问题等，认真分析，其中不乏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翻版。日本当年就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过于相信近代化、相信武力，导致物质上虽然进步了，精神上却失去了仁义”。

除此之外，卓南生指出，“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似乎有从细枝末节中断章取义的倾向，形成了‘历史解构’热。这种学风显然有碍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和提高，是不应该提倡的”。

即便如此，卓南生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与敬意。“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我基本上是在日本看到的。从‘海瑞罢官’到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每个动静我都很关心，‘两报一刊’的所有东西，我也非常关注。中国的学者失去了一个十年，但真正的影响可能还不止十年。那时候，我们这些华裔人士在不同的国度，可以自由地吸收知识，写我们想写的文章，看我们想看的书籍，思考我们想思考的问题，是相对比较幸福的。所以我总觉得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的话，我很佩服他们，至少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做学问。假如我们在某一些方面比他们的认识稍微深刻一些，看到的问题多一些，或者比他们多读了一点书，我真的不认为有什么优越的。相反，我认为我们之间可以有一些互补，特别是这些年跟年轻学者在一起交流，我也从中收获了不少，挺有意思。”聊到这里，卓南生不无期盼，“我对自己有过这么一个总结：作为时事评论家，或者作为研究者，在日文世界里和海外华文圈，基本上我能做的事情，都尽力而为了。但是作为教学者，我觉得自己还很欠缺。我46岁才转入教育界，不像方汉奇老师培养出了众多弟子，这一点我觉得方老师是令我望尘莫及的。所以到了这个年纪，还是希望能在教育界做点事。作为教育者，我自认为还有一些剩余价值。”卓南生笑道。

在程曼丽、卓南生和能干的青年秘书团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自复会以来招收了五届共100名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的学员，每年暑假，这位谦谨儒雅的老先生都会奔忙于特训班的前前后后，将他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达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学者。“师资特训班的学员，不一定是来自名校或者有很多成果的精英，而是要他们带着问题，愿意求学才过来的。我们这100位学员来自中国的60多所院校，我的想法是，提供条件、不求回报，假以时日，如果这些学员能在各自的园地里开花结果，我们作为教育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谈到育人理念和选才标准时，卓南生强调，“我的第一要求是学生必须脚踏实地地做事，先去大翻书乱翻书，再从中寻找灵感。研究新闻史的学生要去看原件，还得能找原件。第二是必须认真，安心向学同样重要。还有就是我一直教育学生，历史一定要做得很细，只有在别人无懈可击的时候，才有办法站住脚。这绝不是为考据而考据，毕竟只有足够的严谨细致才能保证历史的信度。”卓南生语重心长地说。

“主体”与“定位”，是卓南生在谈吐间虽不经意却频繁触及的词语，这与他极力倡导的“问题意识”似乎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关联。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个体身份的曲折归属，多元文化的交织撞击，历史定论的莫衷一是……这些在70余年的过往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造就了卓南生对于“我是谁”“我为谁”这些关乎存在与价值的问题，保持着慎始慎终的思考。透过他的累累硕果，卓南生的“主体意识”与“自我定位”如影随形般地渗透在他的政论时评、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中。无论是当年在新加坡拒绝盲从欧美风潮的他，还是后来在日本摆脱“国际化装饰品”身份的他，或是如今在中国希图超越自我、实现育人宏愿的他，这位已然功成业满的老者，仿佛从未放松过对自我的认识与诘问。

正因如此，从出发到回首，人们眼中的卓南生，始终一面在彼岸，一面在起点。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