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一八”事变后日、俄报刊出版调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整个东北,随即开始全面控制、整顿、垄断新闻出版业。苏俄红党报刊全部停刊,右翼白党报刊锐减,仅剩俄国法西斯党在1933年10月3日创办的机关报《我们之路》、1938年5月22日俄侨事务局创办的周报《侨民之声报》、1934年7月在哈尔滨创办的《亚细亚之光》。这些俄国报刊都遭到严密监控,不得不投靠日伪当局苟延残喘,事变前日本人出版的《盛京时报》《哈尔滨日日新闻》及国人报纸《国际协报》《午报》、安东的《东边商工日报》等也都遭到日伪监控,大部分沦为日本反动宣传的喉舌。
《哈尔滨日日新闻》1942年并入日文《满洲新闻》社,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终刊。奉天的《盛京时报》得到日本官方支持和满铁津贴,事变后成为伪满洲国首屈一指的大报,1942年1月并入《康德新闻》社奉天版,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昭告无条件投降,次日最后一张报纸的头条报道“大东亚战争停止,满洲帝国事业至此结束”,《康德新闻》与日本新闻统治终结。
与此同时,大量宣传“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的日本帝国主义思想报刊出版发行到东北各地文化市场。
在哈尔滨,《大北新报》中文报1933年脱离《盛京时报》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机关报;1933年8月11日出版《日本商工兴信所报》;1934年10月15日出版《北满经济日报》;《哈尔滨时报》创刊于1932年11月3日,这是事变后未经哈尔滨当局批准,日本强行出版的俄文报纸,遭到地方政府和国人抵制,被满铁搜集保存在满铁密档中,1945年8月终刊,是办报时间最长的俄文官方报纸。
在长春发行有20种报刊,其中中文报4种:1932年3月15日在新京创刊的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大同报》,1933年创刊的《盛京时报新京号外》和《康德新闻》《实话报》。日文报12种:1935年的《大新京日报》,1938年11月10日的《满洲新闻》,1931年的《新京日日新闻》,1933年9月25日的《满洲工商日报》,1932年3月15日的《满洲日报长春号外》以及《满日号外》《满洲日日新闻新京号外》和《新京商况日报》等。朝鲜文报2种:《满鲜日报》《满蒙日报》。另有英文报《满洲日报》、蒙文报《青旗报》各1种。[6]
在沈阳有奉天的《大亚公报》《奉天公报》《奉天日报》《民声晚报》;鞍山的《鞍山日日新闻》;锦州的《锦州新报》《辽西晨报》;阜新的《阜新矿业所报》;抚顺的《抚顺新闻》等。
在日伪统治下,仍有一些报纸较少随波逐流,保持着自己的特色。这些报纸有1932年2月2日重新创刊的日文晚报《哈尔滨新闻》、1932年9月15日创刊的《哈尔滨五日画报》和1931年12月由日本人创办,目的为“安定抚顺工人民心”的《抚顺民报》试刊中文报。《哈尔滨新闻》是当时较有影响的私营日文报纸,主办人大河原厚仁因保持自由立场,引起日伪当局不满,被迫离开,此报1939年12月被弘报协会收买。
日伪当局对外国人的报刊也是如此。《哈尔滨先驱报》1924年4月15日由英国人哈同?弗利特创办,1933年5月日伪以该报“在哈作共党之宣传”而遭到查封;1934年的《满洲集邮者》以及波兰的《波兰快报》《波兰天主教星期日报》、德国《德国公报》以及犹太人等报刊无一例外受到当局的监视和控制,言论稍有不慎,便遭查封。这些报纸,阶级立场不同、政见不同,涉及了政治、宗教、文学等,对我国东北有一定的影响。
在国际上,英国《泰晤士报》对1894年日本侵略东北的甲午战争曾作如下报道:“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杀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6]“九?一八”事变后,英国的《蒙彻斯导报》在10月9日评论中揭露“日军部侵占满洲乃是一种经过了细心计划的行动,日代表谓‘地方事件’,真是荒谬之谈”;与此同时,英国《汇闻报》《星期日时报》;美国《纽约世界电闻》《纽约晚报》《国民周刊》;法国《人道报》《志愿报》;苏联《真理报》;德国《前进报》;瑞士《日内瓦报》以及日共机关报《赤旗》等多数报刊评论站在客观、公正立场,同情中国,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8]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掩盖不了的真实的声音,为我们留下了最早国际舆论的珍贵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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