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赵氏孤儿》看历史文本的当代呈现【3】

三、人物塑造：从追求崇高到躲避崇高

无论是《史记·赵世家》还是电影《赵氏孤儿》，程婴这一人物角色都是不可忽略的。而在两个不同版本中，对于程婴的塑造截然不同，本文以程婴为例，探讨《史记?赵世家》与电影《赵氏孤儿》对于人物塑造的不同呈现。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个体人格由三个系统组成：本我，由生而有之的心理本性组成，借助快乐原则产生作用，是非理性的原始人格。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在自身和环境之间起调节作用。超我，是人格的社会成分，代表着自我控制，与本我相互矛盾。在《史记?赵世家》中，程婴为了保全赵孤，假意出卖公孙杵臼，忍受着别人的诟骂与误解，含辛茹苦地将真正的孤儿养大，在孤儿报仇雪恨后自杀而死。可以说《史记》中的程婴是以理性的自我，控制和压抑了本我的非理性冲动。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史记》中程婴是一位义士，他出身草泽，却自始至终勇敢地面对严酷的政治斗争，始终铭记身为赵家门客与友人所应当背负的责任。同时，他的所有侠义行为皆出于自愿——为报恩而救孤，为救孤而出卖盟友背负着不义之名。因此《史记》中程婴的所作所为都是追求崇高、追求侠义的壮举。

然而在电影《赵氏孤儿》中，程婴人格中的本我意识逐渐占据上风，自我人格的调节回归到了对本能的依恋。在电影《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是赵氏的门客，只是一个被意外卷入到事件漩涡中的草泽医生。这个身份的转变，使得程婴的救孤行为完成了一个从侠义高尚到合乎情理的转变，也让程婴这个人物的行为逻辑找到了人性化的支撑。程婴不再是一个义薄云天、正气浩然的忠烈之士，他的每一次抉择都在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人性良心的不舍之间徘徊。

王蒙曾在《躲避崇高》一文中提到，“五四”之后的作家们，往往有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他们永远要在作品中体现自己崇高的境界，从未想过会有既不赞扬真善美也不鞭笞假恶丑的文章出现。而陈凯歌导演在塑造程婴这一角色形象时，便抛弃了对于读者的说教与境界的升华，影片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表现程婴在“救孤”“养孤”过程中的各种无奈和情非得已，刻画和铺垫其从善良、懦弱到犹豫、挣扎，最后演变成无奈和悲苦的心理变化过程。程婴救孤的故事不再是人人歌颂、高山仰止的神话，而是一个心存善意的普通人在命运的阴差阳错中被迫做出的纠结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程婴在影片前后部分的行为衔接出现了明显的转折，从前半部分的被动决策转变为后半部分的“计划复仇”，而这一行为也成为影片后半部分剧情发展的主要动因。

影片与历史记载之间之所以会出现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各个历史时代的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在春秋时期，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判断影响着人们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善与恶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与不同。程婴为救他者忍辱负重，这在当时可被认作是春秋大义，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义举。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一切结构性的理念都被打破，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已经开始被多元化的价值观所取代。从当代众多的影视作品中都可以一窥这种变化：正派与反派之间界限不再清晰，好人会显露出贪念和恶意，坏人也会因为心底的一丝善意而拯救他人。因此，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判断直接导致导演在解读该历史事件时与历史文本产生了强烈反差。

近些年来我国还兴起了所谓的“底层文学”创作与研究。所谓“底层文学”，是指文学创作在内容题材和情感指向上着重于关注底层民众，通过朴素的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反映社会转型中普通人的艰辛与苦难。而影片中程婴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和“底层文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的。正如陈凯歌自己所说：“他（程婴）就是一个普通人，这样才符合我们当代的社会特征：平民化。普通百姓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为更好的生活而抗争。”［1］影片将传统历史叙事中程婴的“高大全”形象拉下神坛，塑造了一个在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坚强、逐渐伟大的小人物形象，这是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