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特色【3】

四、禁区明确，惩戒力度缺失，违法责任形同虚设

像其他法规一样，《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不仅明确规定了新闻自由施用范围，也圈定了不得逾越的禁区。第5条“严禁滥用言论自由”规定：“严禁使用大众传媒报道国家或其他受法律保护的机密材料信息，严禁使用大众传媒号召以暴力推翻或改变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体制，严禁使用大众传媒宣传战争、暴力和恐怖行为，严禁使用大众传媒宣传种族、民族、宗教的特权地位或偏执，严禁使用大众传媒传播淫秽作品，严禁使用大众传媒唆使触犯其他刑律的行为。”[1]5事实上，禁区主要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号召暴力推翻政府”“宣传战争和暴力”“煽动民族仇恨”“传播淫秽作品”“教唆犯罪”“侵犯公民隐私”7个方面，将这些内容设置成言论自由的禁区，有助于国家政体稳定、民族团结、文化上进、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为了维护禁区的威严，第7章专门规定了违法责任。比如，针对滥用新闻自由，第35条规定，“根据苏联和加盟共和国法律，对记者滥用新闻自由、传播损害公民、组织声誉和尊严的虚假信息、对法院判决施加影响等行为，将追究刑事、行政或其他责任”，“违反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的责任，由有过错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官员、大众传媒编辑部、编辑（主编）以及有过错的记者承担”。[1]35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记者滥用新闻自由将追究刑事、行政或其他责任”。问题在于“刑事、行政或其他责任”只是个模糊概念，到什么程度算违法，涉及什么内容该追究刑事责任，什么内容该追究行政责任，什么内容该追究其他责任，其他责任又是指什么而言的，相应的惩戒尺度怎样确定等均未作刚性规定。这必然给违法者和执法者造成了很大的柔性空间。执法者对违法者无法量度惩戒，违法者有恃无恐，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继续为所欲为。既然执法者无从追究违法者的责任，那么过错方也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看来，新闻自由禁区形同虚设。

为了防止记者的合法执业活动受到阻碍，第36条明确规定，不允许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官员干涉大众媒介活动。“如果阻碍记者的合法职业活动，强迫记者传播或者拒绝传播新闻，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处以500卢布以内的罚款。”[1]36这条的要点在于“追究刑事责任”和“罚款”。“刑事责任”在这里仍然是个模糊概念，没有实质内容。“罚款”尺度上限虽然规定了500卢布（注：当时牌价1卢布≈2.76美元），但当时普通职工的人均月工资达到了700卢布。对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负责人来说，这个罚款上限显然不足挂齿。也就是说，这条规定只是个象征性的标识，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对于惩戒非法制作和传播大众信息，第37条规定：“大众传媒没有依照本法进行登记，或在被终止出版与发行后仍继续制作和传播其产品，将被追究行政责任，即由人民法院对之处以500卢布以内的罚款，并没收其全部印刷品或其他产品”；“在一年内重复违反本条第一部分的规定，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处以1000卢布以内的罚款，并没收违法者用来制作或传播信息产品的技术器材，也可不没收”。[1]37

这条规定的关键点有两个，其一是“追究行政责任，处以500卢布以内的罚款，没收全部印刷品”。事实上，这个惩戒前提并不存在。按照该法第10条规定，发行量在千份以内的大众媒介不用登记即可开展传播活动。要想突破千份界限，只要前往大众媒介管理机关去登记即可，根本就无须违法开展活动。没有违法前提，惩戒也就无从说起。其二是“追究其刑事责任，处以1000卢布以内的罚款，并没收制作或传播信息产品的技术器材，也可不没收”。乍一看，这是对“重犯”加重了惩戒力度，由追究行政责任上升到了追究刑事责任，罚款也由上限500卢布提升到了1000卢布，并附带没收制作和传播器材。只要稍作分析就能发现，这个惩戒前提并不存在，并且在最后还明确指出“也可不没收”。所以，该规定虽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但却不具备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这样，对上述多处违法责任的追究和惩戒则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