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特色【5】

六、尊崇西方自由主义，为激进改革量身定做

自由主义的一个理论核心就是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认为企业只有在市场中自由竞争才能生存和发展。传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业机构，不仅应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获得经济独立，维持财政上的自给自足，使其不受特殊利益的压迫，从而享有真正的舆论自由。

在“舆论多元化”思想和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于1990年8月1日生效，取消了报刊出版审批制,代之以出版登记许可证制度。苏联通过立法进一步赋予大众传媒充分的政治自由。同时,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又赋予大众传媒充分的经济自由,从而使大众传媒业从传播理念到经营机制、从传播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去共化”蜕变。一套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新闻理论为指导,以私有化、市场化为运行机制的“新型大众传媒体制”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度内得以建立。

笔者翻阅大量解密后的俄文文献后得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虽然全力以赴推行“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政策，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借此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巩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了配合“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政策的实施，他早在1986年就授意议会要尽快起草苏联大众传媒法。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989年9月大众传媒法草案才放到他面前，他怀着欣喜的心情从前到后一行不落地看了一遍，但发现这并不是他要的大众传媒法，而是要彻底解除苏共和他本人对传媒的控制。

资料显示，戈尔巴乔夫对草案的许多条款都很不满意，特别是对完全放弃苏共的审查权不满意。于是，他指示议会重新起草或者全面进行修改，然后交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讨论。1989年12月4日，经过多次修改后的草案，共7章43条在报刊上发表，交由全民讨论。1990年6月初，经全民讨论后的大众传媒法草案（内容调整为7章39条）重新交到戈尔巴乔夫面前。

面对这样一部“去共化”法案，他的心情极为矛盾：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锐意改革的决心，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新闻界的好感，他必须坚决支持苏联大众传媒法尽快颁布；另一方面为了坚持党性原则和维护自己的权威，他又不能接受这部法律的实施。[9]

迫于形势需要，他最后还是签署了《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事实上，当时苏联议会已经在叶利钦的控制之下，该法的起草和制定，其实完全是在叶利钦和议会反对党的操纵下进行的，不管如何修改，该法都会成为一部为激进改革派量身定做的法律，将1985年以来传媒的激进行为完全合法化，并彻底解除了苏共对传媒的控制。该法取消新闻查禁，解除传媒垄断，实现传媒自治，从政治上确立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扩大了党内反对派的影响，使苏共丧失了最后一个斗争的阵地。该法生效不过一年，1991年8月，苏共即宣告解散，12月，苏联完全解体。［10］

综上所述，《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彻底取消了“把关人”制度，禁止审查、解除垄断，完全实现传媒自治，表现出更加自由和开放的主导思想。尽管有太多的疏漏、太浓的自由主义色彩，但至今仍然被俄罗斯学者评价为是一部激进的、革命的法律，它不但取消了新闻审查、确立了言论自由、给予多种主体创办大众传媒的权利，而且第一次把大众传媒的管理直接纳入了法治轨道。

但从根本上说，《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放弃党性原则，用“溃坝方式”瞬间开放舆论阵地，尊崇西方自由主义，推行绝对化新闻自由，完全脱离了苏联国情和苏共党情。大众传媒向来被看作是执政党的主要执政工具，传媒自由可以反映出国家民主化程度。但是，如果把传媒自由当成推动国家民主进程的重要手段，而主动放弃党对它的控制权，那么，传媒自由就会给社会带来混乱，给执政党带来灭顶之灾。

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共的解散、苏联的解体，与苏共对传媒控制权的丧失有必然的联系。可以说，《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的不设防、不作为极大纵容了反对派创办媒体的热情，他们煽风点火、肆意捏造新闻、大肆滥用新闻自由、践踏新闻原则，成为苏共历史的“审判者”，并最终彻底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可以说，《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是一部绝对新闻自由化的法律，这股绝对新闻自由化思潮意外地加速了苏共亡党的进程。假如《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能坚守党管媒体的原则，在面对数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压力时，用“提闸放水”的方式，逐步开放新闻舆论阵地，循序渐进地减少社会舆情压力，那么，有理由相信苏联的历史将会改写。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研究》（11BXW002）的阶段性成果，2013年中国新闻学年会《新闻传播与区域发展论坛》论文]

（作者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ЗАКОНСССРОПЕЧАТИИДРУГИХСРЕДСТВАХМАССОВО

ЙИНФОРМАЦИИ》,12июня1990г.，Статья.

[2]张举玺.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1.

[3]ЗамятинаТ.Свободапрессы:победыипоражения//Эхопланеты.-2003.-NO.41.-С.14-17.

[4]列宁.列宁全集（3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82、183.

[5]ЛенинВ.И..Полн.Собр.Соч.М.:Изд-воСоветскаяшкола,NO.5,11.

[6]文有仁.戈尔巴乔夫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新闻改革及其恶果[J].当代思潮，1994（4）.

[7]БоффаДж.ОтСССРк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неоконч.кризиса,1964-1994:[Пер.ситал.].-М.:Междунар.отношения,1996.ст-218.

[8]李玮.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16～17.

[9]江流，陈之华.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61.

[10]史天经.普京“可控民主”与俄国新闻媒体[J].青年记者，20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