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型记者在报媒核心竞争力形成中的作用【2】

二、史家型记者的特质与养成

仔细研究一些报媒，会发现转载率及人际口头转播率相对较高的一些文章，经常出自一至数位记者。进一步研究还会发现，被人们记住名字的记者，并不是那些见报频率较高的要闻记者，也不是那些经常采写情色凶杀等所谓强刺激性新闻的记者，而是那些见报频率并不高、所写的内容并不热门，但文章具有独家性、可读性且有一定思想高度的记者。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在报媒之间及报媒与新兴媒体竞争极其惨烈的情况下，一般性的新闻已很难做到独家性，要生产出与其他媒体不相同的独家报道，完全仰仗于记者的思想、理论、知识和研究能力高度。二是今日报纸最忠实的读者有两类：一为长期养成阅报习惯的中老年人；二为拥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白领，特别是教师、文史工作者、公务员。此类报道与这两类忠实读者的阅读品位、接受习惯和工作、生活某些核心需求相契合。三是在新闻同质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独家报道阅读量和转载率自然较大。

能写出拥有一定思想高度，且具存史价值的独家新闻的记者，即“史家型记者”。史家型记者具有四大特质：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一）史德——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译》中曾对“史德”有过精辟阐述，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4]。集“言论界之骄子”和“才学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5]于一身的梁启超认为，史德除了“心术端正”和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外，还需“忠实”，也就是“对于所叙述的史迹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6]575。他还列举了做史有悖于忠实最常犯的毛病：夸大、附会、武断，甚至在史料不足时“不得不用推敲”之法。章太炎也强调记者必备良史品德，否则“复有与秽史同迹者，则贻害于国滋大”[2]42。

史德是史家型记者最鲜明的特质。中国近代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教育家郑观应，对记者史德做出这样阐述：“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自抒伟论。”[7]“中国新闻记者之父”王韬认为，记者，特别是主笔“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果记者借报纸“夹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8]。由此可见，在新闻伦理观上，鸿儒们都十分强调史官之德对新闻记者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具备了史德，才能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忠于事实，议论公正，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主张，才能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读者挑刺的“非易碎品”，使文章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

（二）史学——拥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和较高的史学素养

史学，在“史家四长”中居二，指的是拥有历史学知识和学习能力。对于史家型记者来说，除了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外，还需要有较高的史学素养。

知识是编织新闻感觉神经网络的基础材料，是新闻价值判断力、挖掘力和展现力的前提。知识越丰富，记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全面、越深刻，一旦发现新闻，就能立刻启动知识储备，将新闻与已形成的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作对比，从中判断新闻的价值所在。

记者的知识既要博又要专。“博”指的是熟知各种常识和学习知识的能力，“专”指的是对某一领域的熟知度及研究能力。史家型记者常常本身就是某一领域业界公认的专家、学者。梁启超在论及史学时曾言：“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浅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9]现实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些记者写的史学类稿件常常出现常识性错误，如错把后唐当大唐，出现“关公战秦琼”式错误，成为笑柄；再如在当下的学校招生报道中，有些记者连招生常用术语都不懂，解释招生政策错误百出，贻害大众。这些错误有的是因“常识不足”所致，有的则是被“没有专长”所害。史家型记者要求的是“专”与“博”的和谐统一。

如果说知识储备决定着史家型记者的技术高度，那么史学素养则决定着记者认识的高度。史学素养的核心是历史意识。历史意识不仅要求记者必须把不同或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考虑，而且要求记者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充分揭示出这种联系的空间纵深性和时间的绵延性，在一定的历史框架内来观察、理解、评价自己的采访对象和内容，走出“人云亦云”的怪圈，写出独特的新闻，使所服务的媒体走出“同位竞争”的低层次循环。因此，新闻记者的新闻观，往往是他自己的历史观的一种现实表现和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