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日常生活维度下的时尚含义【2】

二

以上论述了时尚作为象征性符号参与人的社会生活，并构建价值认同，比起私人领域，时尚似乎更偏向于社会和公共领域。那么时尚是否属于非日常生活范畴呢？

国内学者衣俊卿对非日常生活作了细化，他认为非日常生活是旨在维持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有组织或大规模的社会活动，以及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人类精神生产活动。[7]

的确，有很多学者从科学、艺术层面对时尚展开过讨论，更有相当多的哲学家把时尚问题纳入哲学思辨。哲学家汉斯?齐奥尔格?伽达默尔在谈论时尚与科学的关系时指出，在科学工作的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叫作“时尚”的东西……只是“时尚”一词与科学联系在一起未免骇人听闻，因为不言自明，我们认为科学要比时尚背后的动力更高尚。[8]换句话说，伽达默尔认为科学和时尚这两者之间有共同的精神，但完全不可等同。至于不能等同的原因，西美尔似乎更直截了当一些，他的观点是时尚与科学相比缺乏客观性。

艺术与时尚的关系更是微妙之至，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服装设计师自称为艺术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装店纷纷开始赞助当地艺术博物馆，以此获得在艺术博物馆里举行时装展览的机会。如果希望增加某物的符号价值，最好将它与有巨大符号价值的某物放在一起，因为价值具有传染性。时尚产业的能手们显然深谙此道，很多时装设计师的策略大都与当代艺术相关联，而非与时尚世界相关联。时装秀越来越壮观，完全成了一场又一场艺术秀。艺术和时尚似乎成了两个密不可分的邻居，它们之间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分割线，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因为时尚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水准，而是因为时尚在艺术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至于艺术和时尚能否画等号的问题，学界意见不一，这也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无论时尚与科学、哲学、艺术等人类精神生产活动以及人的社会生活领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时尚是否能划进非日常生活领域仍然值得怀疑，尽管时尚一再被用作一种社会交往工具、政治外交手段、文化精神符号在非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但在物质生活较为发达的消费社会，时尚的属性似乎更为复杂，它时常违背马克思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理论的精神内核。马克思对日常生活的论述中，强调“自觉”“自为”，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非日常生活，两者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作为主体从而支配外物进行的生产活动，如果改变了人的主体性，就等于偏离了马克思的日常生活理论。

反观当下，人类的时尚活动从某种程度上可谓走入了一个“审美的异化”的怪圈。很多时候，不是人作为主体选择时尚，而是时尚在选择我们。传媒左右着我们的判断，影像刺激着我们的感官，最终以工业化消费意识和公共的平均意识吞噬我们的主体意识。裸体秀一度成为时尚，可它并没有比穿着衣服更贴近自然，因为这是一个被时尚修饰过的身体，服装被赋予的意义越多，裸露的身体意义也就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一度盲目整容、刺青、刻疤，甚至进行更激进的身体修饰，模特的身体与普通人的身体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他们的身体已经到了要通过计算机形象设计作进一步修饰的程度。我们对美的标准似乎是没有标准，其实这些行为一开始就已经宣告要远离时尚精神，因为如果这段时尚结束，有些东西注定无法从身体上去除。而寻求普遍性的美的理想也是无法达到的。

康德对于时尚尽管有强烈的认同，但他仍然理性地认为，我们即使在审美中也要掌握尺度，审美的趣味须同自己的风格整体联系起来，而趣味并不要求每个人都一致，而要求每个人都与自己的判断相协调。[9]康德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谁是时尚活动的主体作了一个判断。西美尔指出，现代文化发展的特征是客体性精神压倒了主体性精神。服装理当顺应主体，因为它们原本就是由主体所创造，并且为主体所使用，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是主体不得不去适应客体。[3]119马克思基于人的完善发展、从被异化的人发展到全面发展的人这一历史过程提出“美学上的反感”，旨在追求人的感性的完善，使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异化分离走向和谐统一，并经过“美的规律”的建构充分感受和认识人自身的美和创造出来的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