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二元对立多元竞合的中国传播研究

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

在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大跃进之中，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的管理”居功至伟。国内期刊已经无法满足攀比的需求，国际期刊成为争夺的新高地。传播学近来也吹响了冲锋号。从个体的学术追求来看，参与国际对话，本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整个学术发展的方向，自上而下的统一布置，并加以数目字的管理，则后患无穷。它反映了中国当前学术场域中盛行的中心与边缘、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一位台湾资深传播学者曾不无忧虑地表示，近年来台湾传播学术界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指标的管理之下，已经不再重视专著的写作，只集中于少数期刊论文的发表；研究的话题也越来越琐碎，缺乏整体观照。传播学术界不仅丧失了对本地重要议题的敏感性，视野狭隘也使得学界内部的对话空间日益萎缩。

以国际期刊论文发表量为考核依据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研究者的视野从本地现实转向了这些期刊所形成的话语圈。无可否认，这些期刊关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某些期刊甚至对西方中心主义有所自觉。然而，毕竟这些期刊的大部分作者与读者在西方学术体制中从事研究或服膺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中国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作为问题”。后者以中西二元对立为前提、以西方为中心定义中国，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考察增进西方对自身的理解。西方作为凝视主体，中国作为凝视客体，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昭然若揭。

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

如果说把国际期刊作为主要学术考核指标是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作祟，属于自我边缘化的话，那么，另一种打着本土化旗号的民族主义话语同样值得警惕。这种观点看似与前一种相反，然而其基本逻辑仍是将中西截然对立起来。它主张随着中国在世界发言权的增加，必须要建立一套与“西方”不同的理论体系、研究标准与方法。正因为这种立场有极端化的危险，一些学者反对再提“本土化”这个概念。①

主张理论“本土化”无可厚非，它作为一个形象的口号也具有促进学术自觉的功能。关键是要对其作明确界定。本土化的出发点是反对理论先行，主张从现实出发归纳提升理论。它强调理论与现实、概念与语境的匹配。它承认当前社会科学理论建构逻辑的正当性，秉持从现实逐步抽象出概念、命题、理论，并通过经验性证据加以检验的基本逻辑。

当然，目前的理论建构方式主要形成于西方传统，我们要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但也要看到，即使在西方内部也同时有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甚至也可能确立“中国的”方法，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心态。但是在新范式未确立之前，为保证基本的学术评价秩序，不宜简单否定既有方法，否则将会陷入学术研究的“无政府状态”。

传播学术研究脱离历史与现实

中国的传播研究之所以容易陷入中心与边缘、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引进的传播学既未与西方学术传统牢固地联结，亦未与中国已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相衔接，使传播学研究长期处于脱离历史与现实的漂浮状态。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革”结束，中国进入思想解放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中断的西学引进重新恢复，传播学也在这轮西学引进大潮中正式进入中国。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有两张面孔：一方面，思想自由、渴望知识与充满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因囫囵吞枣，粗枝大叶、错漏之处甚多。当时的学术引进求新求快，对细节和语境不求甚解。不少理论在引入中出现“双重去历史化”的问题，既脱离西方的语境与学术传统被绝对化，又因为生搬硬套脱离了中国的现实。例如议程设置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媒体独立与民主体制，培养理论的前提是同质化的商业媒介体制，意见领袖理论之所以得到重视缘于二战之后消费社会的兴起，传播学科的建立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心理战脱不了干系，甚至所谓“魔弹论”、“四大奠基人”等也与特定学术政治有一定联系……当时对于这些复杂背景不甚了了的中国新闻学术界，把这些理论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理论”照单全收，并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拣选偶然现象加以佐证。

与香港、台湾等地的传播学发展历程相比，大陆的学科引进方式颇具特色。港台的传播理论的引进者大多是从美英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基本上把老师的研究路数原封不动搬运到当地。②大陆的学术界则比较封闭，只能借助有限的翻译文献和偶然来访的国外学者的只言片语绘制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传播学地图。有限的传播学教材翻译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学术界的想象，引导他们建构了一个与西方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的“传播学”。

多元竞合的本土化进路

这一误读现象并非传播学所独有。近年来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已经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开始重新补课或重读经典，希望通过重新进入西方的学术发展语境，更全面地理解其结论背后的思考路径及逻辑，再将其与中国的问题相对照，以求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近年来国内青年学者所做的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开始提倡做同样的整理工作。③

另一种解决的方案是重新接续中国的学术传统，尤其是20世纪初在社会学等领域曾开展的传播研究，从中寻找新的可能性。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早在20世纪初，以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早期传播学研究就曾进入过中国，并且取得过一些成果。只不过由于1949年之后学术管理体制的原因，这一传统便被迫从主流话语中消失了。而70年代末期的引进者由于来自党报理论主导下的新闻学领域，对上述传统并不了解，将传播学当作新发现的学术成果加以引进，并且受到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的误导，推崇实证研究与行政研究，将芝加哥学派、批判学派等排除在外，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成功经验。④

当然，上述途径只是达到最终目的地的中转站。传播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回应现实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限于本地，也可以具有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曾提出一种多元竞合的本土化进路。⑤即超越中国与西方、特殊与普世、理论取向与应用取向的二元对立，将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定义为多个路径而不是只有一个路径。具体来说，既可以侧重应用，也可以侧重理论，既可以侧重回应中国问题，也可以从有些中国问题中抽象出普遍的原理（见下图）。这些不同的本土化路径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层次的理论抽象过程，体现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互动。只有打破这些束缚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观念，才有可能进一步释放中国传播研究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国际新闻界》副主编）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批准编号：10XNJ02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②如果细分，香港和台湾又有差异。香港更缺乏独立性，基本属于国际学术界的一部分。而台湾虽然有不少留学背景的学者，但相对而言不像香港这么开放，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独立性

③比如2013年11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之下成立了“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

④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⑤刘海龙：《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标准及行动路径》，《新华文摘》，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