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新闻传播学的“嵌入式”研究

身份焦虑和新的可能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创造力和学科影响力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曾专门对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进行详细调研，发现无论从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以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统计数据，还是CSSCI刊物上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论文被引用情况看，与相近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确实地位较低、影响力偏弱。①

与此同时，新闻传播学科还被涂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面对如何处理新闻传播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研究者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无法回避的张力之中：不少研究者要么成为政治话语的诠释者和注解者，要么干脆“去政治化”，对政治和历史展现出一种生硬的“拒绝”。

潜藏于新闻传播学科里的这种“先站队、再思考”的模式导致了一种双向的封闭。一方以政治话语代替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话语，另一方则游戏于学术概念和学术名词之间。在这种现实下，新闻传播学科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同样是各取所需式的“自助餐”：你吃你的、我吃我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这一现实前提下，引进再多的西方理论恐怕也无法带来学科的繁荣。

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分裂”，还有着这一学科本身的原因，新闻传播学从来没有获得长期的稳定地位。它的“边界”、“基本问题”，以及“特殊语言”和“看世界的方法”②等，始终受到质疑和追问。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看待传播学的视角和关注的问题迥异，欧洲学者更是将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在一起。

身处这种既来自学科自身、又来自学科与政治特殊关联的双重压力下，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是谁”的焦虑感。缓解这种焦虑需要不断进行关于“认同”的自我暗示，而以“界限”为核心的“认同”又不断生产着封闭和“内卷化”的倾向。显然，一个封闭和内卷化的学科难以参与更广泛的社会讨论，更谈不上对整个社会科学做出独特贡献。

伴随着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新闻传播的难题正以一种新的姿态呈现——新闻传播像空气一样越来越展现出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特性。“社会的信息化”成为一个政治词汇，各类新闻和信息的传递与社交、商业、金融等等紧密缠绕在一起。但反过来思考，这不恰恰证明新闻传播本来就并非一个孤立的“实体”？技术的发展、社会诸方面条件的成熟，只不过让它的本性和潜能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展示和爆发。

回过头来，放弃有意无意的“封闭”和“内卷化”，将新闻传播还原到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脉络、还原到一种关联性和“总体性”方法，还原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放弃无谓的“画地为牢”，采纳一种“嵌入式”的研究方式，能否带来理论发展新的可能？

从“实践性”到“实践哲学”

新闻传播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强烈的“实践性”。没有一个学科像新闻传播学这样，不断就这门学科究竟“有学”还是“无学”展开长时间的争论。争论背后的现实则是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要么“凌空蹈虚”“自说自话”，要么在一己的经验里打转转。为此，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正在开展的“学界”“业界”双挂职，就是一剂针对于此的“处方药”。

新闻传播学科的这类问题如此严重，让人思考：这种“实践性”是否还是一种强烈的“暗示”——与其它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是否具有某种特殊性？或者，新闻传播学体现了社会科学中隐含的另一种趋向？

事实上，以“实证”为核心的当代社会科学同样是“历史”的产物。换句话说，当代社会科学所遵循的研究方法、思维逻辑并不是唯一的真理，它受到现代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巨大影响。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可以剥离出来、外在于研究者的“实体”，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先验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它同样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这种定势，一些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强烈质疑。哲学诠释学的代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就曾对此做出过激烈抨击。③

伽达默尔上溯至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全部的科学应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理论的、创制的和实践的。其中，实践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人对自己、对他的创造物世界的认识”。④正如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洪汉鼎所说：与单纯追求真理的纯粹科学不同，实践智慧所关心的乃是在人的具体生活中去追求对于人类整体生活有益的最大的善，因此实践智慧不是一门光求知识的学问，只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去实现最大的善才是它的目的……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它关心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⑤

同样，如果我们摆脱对新闻传播学不证自明的、客观化的“科学”定义，而以这样一种“实践科学”和“实践智慧”来思考，那么，首先，新闻传播学所关心的则不仅是纯粹的真理（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纯粹真理本身就值得质疑），它所关心的还应该包括“最大的善”（包括记者常常挂在嘴边的“新闻理想”、“社会正义”等），以及它的“具体实践过程”本身：“践行本身就是目的”。

和历史学等学科相同，新闻传播绝非中立的，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新闻传播本质上还是一个统一的实践过程。理论并不外在于实践，而成为实践的本质。简单一些，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记者的每一次采访、每一条新闻信息的传播，都与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有关，而其中，理论的意义恰恰在于使这种“自发”的实践成为一种“自觉”。

“嵌入式”研究的基本特点

“嵌入式”研究正是立于从亚里士多德到伽达默尔，再到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土地上。作为一种与传统研究方式相区别的不同尝试，“嵌入式”研究的核心特征就是实践哲学所倡导的“总体性”，即“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通过理论间的互文关系以及理论与社会历史实践的互文关系，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透视与历史性的批判。”

根据这种“总体性”，基于“实践哲学”的新闻传播研究同样应该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把新闻传播学视为一种“提问和研究”的学科。不只是为新闻传播研究要求一种“科学的方法”，不只是从“进展的规律和确切的结果方面”去看待新闻传播研究，而是同时将其视为一种“传统的传递”，致力于发现“某种新的历史经验”、“听到某种过去在反响的新的声音”。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对面去认识和判断，而是从一种特殊的使他与其它人联系在一起的隶属关系去一起思考”。⑥换句话说，就是放弃寻求某种脱离任何特殊存在的“纯粹”的知识和客观性，而是以强烈的现实关怀的动机不断地对其进行“提问”。

其二，把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种与人们的意识和行动关联密切的学科，将其置于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之中进行把握。这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孤立的新闻传播学和新闻传播业，必须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实践”，不仅从行业自身发展看待新闻传播，更从时代主题和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待新闻传播。

其三，把新闻传播同样也视为一种“政治实践”。在这种政治实践中，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相互“影响”或者“改造”。新的社会主体和社会现实就在这种“影响”或“改造”中不断生成和再造。

“嵌入式”研究的“温情与敬意”

由此，对热点争议话题，“嵌入式”研究不是简单地“顶”或“踩”，而是向历史“提问”；不是用当代概念模套现实、要求历史，而是追求对现实的理解和概念与历史的相遇。

比如，近来在业界和学界都热度颇高的名词——新闻专业主义。观察现有研究，大部分有关研究可归为三类：第一种研究：不问概念的来源出处，直接用这一概念来比照甚至质问现实。第二种研究——从现实政治出发，拒绝这一概念及其关联意蕴，忽略或无视某个学科或者某个职业领域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第三种研究——注意到概念的多重意涵，从不同的出发点和维度来观照概念与现实的互动。

与此不同，“嵌入式”研究则尝试把概念置于历史的脉络中，侧重于理解而不是定义，侧重于还原而不是切割，侧重于特殊实践而不是纯粹知识。以这种眼光看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者首先要问，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新闻理念，新闻专业主义从何而来，它所依赖的是怎样的社会历史实践？这种社会历史实践在中西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对照？新闻专业主义——专业主义——专业（职业）：在这样一步步的“还原”和追问中，涂尔干、梁漱溟、沟口雄三，各个学科领域的思想资源相互激荡，而后，对概念之外的现实所面临的种种有形无形的限制甚或无奈，我们才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反过来，明确抑或模糊，中国新闻业从业者也会有一套类似的基本理念或“共识”，那么，我们还要追问，当下或隐或显的新闻理念又是从何而来？其中有怎样独特的社会历史过程？ 它们“反响”着怎样的新“声音”？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相互影响和改造构成了何种政治实践？这种政治实践又给新闻理念预留了怎样的空间？

伽达默尔曾说：“历史研究的素朴方法论已不再能单独支配这一领域了。研究的进展不再普遍地以扩大和深入新领域或新材料这种模式加以理解，而是相反地以对问题达到某种更高的反思阶段加以理解。”⑦新闻传播研究亦应如是。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中国记者》值班主编)

注释：

①丁柏铨：《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现代传播》，2011年第6期

②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014年第2期

③⑥⑦【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第一卷），商务出版社，2007年版，第426～427页、第386页、第387页

④⑤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30页、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