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思考

作为《新华文摘》杂志“读书与传媒”栏目的责任编辑，由于工作的要求，笔者可以接触到新闻传播领域的绝大部分专业学术期刊。作为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成果的发布、展示以及交流平台，新闻传播专业学术期刊客观反映了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总体现状，集中体现了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综合水平。下面，我结合在工作中的所见所感，谈谈自己对加强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三点粗浅看法。

重视本土化研究

西方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与探索走在中国之先，中国的传播学是个舶来品，其理论体系自然都是西方的。中国在过去也引入了许多西方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但不可忽视的是，中西方在国情、政情、媒情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纵然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堪称经典，但也不可能毫无差池地放之四海而皆准，再科学的理论也必须与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相结合，即西方理论需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直接引入并生硬套用理论，不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学习方式，而是一种生搬硬套的理论移植，“水土不服”的理论很难存在下去，更莫谈进一步发展成长，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来说，也无法有效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理论的引入肯定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盲目地模仿和迷信西方理论，反而迷失了我国的特色、风格与气派，这难道不是一种理论上的“邯郸学步”吗？

所以，本土化研究摆在首位的是总结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经验，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

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然认识到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投入到对新闻传播本土化研究的有益探索之中。例如，刘海龙先生在《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标准及行动路径》一文中，全面回顾并深刻反思了传播研究本土化这一问题，指出传播研究本土化应采取两个维度、四个行动路径；①蔡惠福、顾黎先生在《关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要把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作为学习研究西方理论的目的；要根据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研究中国问题，立足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理论；要以创立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为着力点，实现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②等等。

重视本土化研究，是提升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的基础与前提。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引进西方的既有理论范式与经验，只是说我们要在引进之后，不能放任不管，要进一步加工或者改造，通过吸收精髓、借鉴精华，弃其糟粕，融合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实现新闻传播理论的中国化与再创造，并继而实现中国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提升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换句话来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充分引进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摆脱“学徒身份”，甚至能够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目标。进一步来说，我们对理论的引入，不只是为了学习理论本身，更要学习借鉴国外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先进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手段。掌握了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才有利于我国新闻传播本土自主理论的创造，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本土化上。

加强前沿热点研究

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新闻传播学不仅肩负着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总结新闻传播特点与规律的任务，还担负着为新闻传播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创造提供专业智慧的使命。笔者始终认为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存在与发展，都是由于该领域的客观现实不断发展变化而出现对该学科的理论需求，这是实践需求在理论创造层面上的一种投射，同时，这种理论的创造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这是任何一门学科产生与发展的本质和动力所在。新闻传播学当然也不例外。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必须源自于新闻传播鲜活的实践，必须经受住新闻传播实践的检验。

身处数字化的时代，对新闻传播领域前沿热点问题的关注，自然成为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与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热点事件频发的当下，传播手段和技术突飞猛进，新闻传播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这些前沿热点问题的关注，是这个领域必须直面的。这种传播技术的革命，对新闻传播领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契机，因为我们可以借此东风，大力提升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全社会都在关注，全世界也都在关注，这对我们新闻传播领域来说也是一种促动力。

同时，关于前沿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体现着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水平的高低。对不少前沿热点问题的研究，中西方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可能都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和运用，这一改之前的“引进”模式，对我们提出了本土自主理论创造的要求，同时也直接把我们的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较强的理论创造力，从学理方面把前沿热点问题研究透彻，适时地构建起相应的理论体系，这种构建必然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同时必然是世界性的。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将会大大提升我们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创造力，同时，从理论引进模式转化为理论输出模式也是可追求的。

我们有一批研究者对新闻传播前沿热点问题颇为敏锐、多有关注，涌现出了一批理论研究的突出成果。例如，关涉理论前沿方面的有：童兵先生的《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其在文中深入论述了当前新闻传播领域亟待加强的五个方面的前沿问题，陈力丹、廖金英先生的《201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等，这些都给当前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关涉社会热点方面的有：毕宏音先生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新媒体传播效用、模式及对策研究》、姜胜洪先生的《网络谣言的形成机理、传导机制与舆情引导》，等等。毕宏音一文发表于芦山地震之际，当时，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地震中充分发挥了传播的正能量，不仅在短时间内汇聚起了巨大的抗震救灾力量，更是在通信受阻的灾难状态下成为很多灾民与外界沟通联系的“生命通道”，以其独到的传播优势，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该文针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当下，指出新媒体传播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尤其是在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新媒体传播的模式是怎样的，新媒体传播的效用又该如何发挥到极致，切中当时社会热点问题。姜胜洪在文中对网络谣言这一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其形成机理、传导机制与引导策略。这些研究均对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提倡跨学科研究

传播学的诞生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施拉姆所褒扬的传播学研究的四位“祖师爷”——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以及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和卡尔·霍夫兰，无一不是来自其他学科的。

就目前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学依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还处在理论构建的摸索阶段，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新闻传播学自身的理论相对贫瘠，本土自主理论创造尚在努力之中，如果不做跨学科互动研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滑向、跌入“内卷化”的深渊，陷入新闻传播理论匮乏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方面已经引起了一些新闻传播理论界学者的警惕。譬如，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就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文中指出，传播学理论贫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传播学研究出现了“内卷化”现象。他认为，所谓传播学研究的“内卷化”现象可以引申为，“学者们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墙围，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内卷化’是学术创造力的退化”。③

所以，新闻传播这门学科想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充分借鉴其他相关成熟学科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来灌溉、滋润新闻传播学这一块新兴园地。尤其是在目前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学科的交叉，领域的交集，有时候不是一种可选择的尝试，而是时代与社会发展倒逼跨学科的研究。近年来，新闻传播学与法律、经济等许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很好地解决了我国发展实践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也完善与充实了本学科及相关交叉学科的体系建设，同时使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笔者认为，魏永征先生的《新闻传播法教程》、喻国明先生的《传媒经济学教程》等等，都不失为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对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创建做出了积极探索，对跨学科专业的建设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综上，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对先进理论的借鉴是一种科学方法论的学习与运用，这就需要重视新闻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而理论的本土化及本土自主理论的创造，是对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是为了用更科学、更合理的理论去指导和解决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前沿热点研究；当前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然导致更多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跨学科领域问题的出现，急需跨学科的专业建设和对其他相关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这就需要提倡跨学科研究。对上述三点的重视与关注，于提升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促进中国积极为世界新闻传播理论宝库贡献出自己的经验与理论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为《新华文摘》杂志编辑)

注释：

①刘海龙：《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标准及行动路径》，《新华文摘》，2012年第1期

②蔡惠福 顾黎：《关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几点思考》，《新华文摘》，2013年第10期

③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新华文摘》，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