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这是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绘制出一幅既令人冲动又使人讶异,既田园牧歌又危机重重的社会图景。用来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也很贴切。那么,这个时代的传媒行业体现出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首先,是传播新技术对媒介内容的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交媒体不但改变着用户接收信息的方式,而且在持续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传播格局。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过去三五年里经历的变故,实可用“从未有过之大变局”来形容。如果说Web1.0对于传统媒体生产机制的冲击尚停留在信息时效与接收平台的革新层面,那么Web2.0带来的,就是从内容,到观念,再到整个生产机制的震荡。
其次,是传媒业广泛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传媒对政治改革的参与,既源于中国体制下传媒作为执政党喉舌的机构性质,也部分来自于社交媒体的勃兴开拓出的新传播空间。中央级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均在十八大前后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新动向。其中,有语态上的调整,有形态上的改进,也有针对重大政治进程做出的机敏反应。主流媒体的种种改变,让我们再一次深切体会到政治传播与传播的政治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性。在改革的合理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尚不会被动摇的前提下,中国传媒业不可能也不应该“作壁上观”。它应当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做出积极的贡献。
最后,是传播伦理面临着新的挑战。伦理之所以变得愈发重要,因为伦理已不仅是少数媒体从业者的问题,而是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变成了所有人的问题。社交媒体开启了“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传播过程中的一切伦理危机,便也成为传媒专业人士与大众的共谋。在道德话语泛滥的当代中国,对道德本身的生发与讨论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便有了相当的紧迫性——在道德话语的背后,应当有更加牢固的理性精神和制度环境为根基,若缺了这个,道德话语就会演变为无远弗届的精神暴力。
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一直滞后于传媒业界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提升,须建立在传媒学者与传媒从业者对活生生的传媒事件的观察与阐释基础之上。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中国传媒业的观察者和研究者需要扮演好观念和实践的桥梁,惟此,才能真正将象牙塔里生长的理想有机地嵌入这个时代,成为真正进步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