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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民国初期中国名记者的社会角色探析

陆芳荫 余轶群

2014年08月06日14:12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摘 要:中国新闻事业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局势下开始转向职业化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批以黄远生、邵飘萍为代表的名记者,他们的新闻活动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业界对民初名记者的研究多倾向于研究记者个体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缺少对名记者整体的业务分析。本文以社会角色为视角,结合该群体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来探究该时代背景下中国名记者扮演的社会角色,试图给当下记者队伍的角色扮演给予启示。

关键词:民国初年 名记者 社会角色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记者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把记者放在过去的年代,还是当下的新媒体时代,记者都是信息传播过程不可缺少的角色。然而,随着社会体制、新闻业的改革以及记者个人等原因,经常会出现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越位和扭曲变形,这对当下社会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民国初期是记者开始走向职业化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个时期的名记者为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社会角色为视角,结合该群体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来探究该时代背景下中国名记者扮演的社会角色,并试图给当下记者队伍的角色扮演给予启示。

一、社会角色理论

“角色”一词来源于戏剧,是指剧中的规定演员行为的脚本。角色理论认为,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是由剧本、场景、导演的指示、观众的反应以及演员本身对角色的理解和扮演技能等来决定的。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大舞台,则社会上的成员就是剧中的角色。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会根据社会生活中的“剧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以及周围人的期待来行使自己权利、义务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学者们认为,社会角色理论是根据人们所处的社会角色去解释人的行为并揭示其中规律的一种学说 。具体来说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体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 。在社会中,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角色联系在一起。当一个人同时扮演多重角色的时候,难免会发生角色冲突,这就要求个人根据个人经历和社会要求作出合理的调整。

社会角色的形成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分别为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个人因素主要包括个人种族、遗传因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环境等等。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角色规则的训练和教育,在此过程中,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互相起作用,最终导致社会角色的形成。

二、民初名记者的产生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经过萌芽期之后的报业高峰期。在此期间报人的自觉意识增强,从事新闻事业的新闻团体也逐渐受到社会的认同。但是,国内政权争夺,军阀混乱,使得中国新闻业在这个历史时期呈现复杂的状态。在这复杂多变的形势之下,涌现了一批著名新闻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等。民初名记者作为一个整体走向历史舞台,是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 社会因素

1. 社会政治形态

武昌起义后,新的政权机关建立,《大清报律》、《大清印刷物专律》等一些限制报纸出版自由的法规废除,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款颁布,人民获得了较大的言论自由。与此同时,各类报刊纷纷出版,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夺取,拥护民国政府的报纸报人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人民的言论自由又一次受到控制。袁世凯死后,各系军阀之间的混战并没有停止。北洋政府政府实施言论禁锢政策,收买报人、报刊为自己鼓吹,同时言论控制加剧,给新闻界带来了比较恶略的环境。

在这多变的时局中,由于言论、出版自由从原先的受保护到后来的被压制,许多报纸纷纷站出来反抗。如《国民》杂志和《甲寅》杂志都进行了反袁,《申报》曾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对帝制活动“实难赞同”等。同时,在这多事之秋也刺激了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各大报纸纷纷派出了通讯员,这使新闻记者在这一时期作为一种职业产生。

2. 社会意识形态

封建社会在封建阶级的专制统治之下,广大民众的社会意识被蒙昧,人们混沌地生活着。辛亥革命后,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失去了对社会意识的统治地位,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逐步与之平分秋色,人们开始对自由、民主有了较为热切的追求。革命果实被袁世凯夺取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政治上的复辟倒退,导致民国初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封建与反封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空前尖锐,这引起先进知识分子进行反抗。这些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他们大多到日本留学,受到来自日本等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科学意识的影响。他们不断地与封建统治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使民族主义浪潮不断掀上高潮。

在民主、自由的社会意识的影响之下,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来传播信息,发表言论。民国初年,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遍布于各大城市,这些报纸用户共和,反对专制统治,对袁世凯、黎元洪进行抵制和斗争,表现了一定的民主精神。

(二) 个人因素

民初名记者的出现,除了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还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从民初名记者这一整体来看,他们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点:

1. 共同的新闻救国理想

黄远生痛恨清朝腐败,在辛亥革命之后依然辞去官职,全身心地投入新闻事业。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奔走呼号,揭露政府腐败,为社会鸣不平。通过报道重要人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以及人吃人的中国社会状况,他的通讯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虽然黄远生的生命短暂,但充分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辛亥革命后期的另一位著名记者是邵飘萍,受梁启超的影响,他萌发了“要做一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国”的思想。他坚持“报馆可封,记者纸币不可封;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的大无畏精神。1918年10月,他又在北京独立创办日报《京报》,通过新闻报道向帝国主义、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这一使时期负有盛名的记者还有刘少少、林白水等,他们身上同样体现着“新闻救国”的思想。袁世凯当政后,开始专制统治,复辟帝制,刘少少著万言书,斥责袁世凯的恶行,称其“内欺清室,外逛民党,卑劣非人。” 后又著《袁世凯论》,斥责袁世凯为曹操、王莽之流,一时各报争相刊载,刘少少之名达于舆论顶峰。林白水擅长新闻和评论,他“好义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 故积怨于军阀。

在新闻救国的道路上,他们不畏官僚,坚持揭露黑暗,为民请命,这成为了该时期新闻事业最大的精神支柱。

2. 良好的中西学教育

民初名记者大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具有较好的中西学基础,这为日后的新闻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辞官之后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邵飘萍青少年时即以早慧闻名于乡里,5岁起随父亲在私塾读书,13岁奉父命到杭州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14年,邵飘萍由上海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中国人办的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同时,邵飘萍早期深受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的也曾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擅长于文学,娴熟于经史

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西方文化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也使得他们作为一个记者能够在各种场合的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三、民初名记者的社会角色分析

民初名记者的产生是在民初时局动荡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个人因素等条件的影响,在广大民众的角色期待之下,呈现了该时期记者特有的社会角色。

(一) 信息传递者

民国成立后复辟帝制的逆流、二次革命、军阀统治、帝国主义的干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都唤起了人们对时局的关注和对新闻的需求,这个时期的记者为广大民众传达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黄远生提出了记者的“四能”说,要求记者广泛接触社会,深入调查采访,收集第一手资料。黄远生作为一个记者,坚持着记者“四能”,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当日本向中国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黄远生进行了连续的报道,使人民了解事情真相。黄远生以《记者眼中之孙中山》连续发表4篇通讯,记述孙中山到京后的活动,写出了袁世凯如何用“对孙中山待之以总统和商之以国家大事”的手腕迷惑世人。他所报道的这些重大时间内幕,大都是通过自己亲自挖掘采写,给广大民众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信息。黄远生自从事新闻事业以来 ,发表过多条通讯,上至各级官僚,下至穷困潦倒的平民百姓,具体到政治外交的内幕、统治者的残暴、侵略者的贪婪无耻、流亡者的辛酸等等,这些信息通过黄远生的报道展现在广大民众的面前,使他们了解国内外形势。

邵飘萍提出了报刊应该以刊登信息为主的观点,他认为“ 报纸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 。1916年袁世凯死后,邵飘萍成为了《申报》的驻京特派记者,他深入实际采访,将事实的真相展现在读者面前。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篇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同时,为了不受帝国主义言论左右,1916年8月邵飘萍创立了新闻编译社,其主要业务是采编北京的新闻和翻译重要外电。该编译社的稿件时效又快捷,消息直言不讳、一直见血,以其“消息最灵,记载最确,信用昭著”而誉满京城。

从黄远生和邵飘萍这两个代表人物可知,民初名记者明白了信息的重要性。他们冲往前线,深入采访,告知受众最新而且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信息,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二)社会监督者

在专制统治体制和军阀混乱的时局下,民初名记者大多表现出对政局的痛恨,以及都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他们利用消息、通讯、言论的实践来对腐朽的体制以及专制统治者进行激烈的抨击和直白的揭露,来肩负起到监督社会的职责。

如黄远生强调,办报应对当政者进行监督。他提出“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主张,并提出要敢于指责皇朝政权与皇亲国戚,监督有权者。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指明了对袁世凯这一当权者的态度,“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时常以报道重要人物来揭露社会之丑态,如他《游民政治》中写道,“顽固党相聚而语,辄谓鸿章之用人,不过下及买办市侩;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妇娼者而亦用之”。

邵飘萍则受到了梁启超报刊思想的影响,即报纸具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思想。邵飘萍继承了梁启超这一办报理念,把“铁肩辣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他撰写了大量论说、时评和随笔,抨击袁世凯及军阀的专横跋扈,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他在发表的《“府院之争”的关键》这篇文章中披露国会议员丑态、揭发北洋军阀内战真相、揭露对外借款的内幕,这些无疑给当局者严重一击。

林白水以开启民智为办报宗旨,大力倡导白话文,致力于办一张平民百姓的报纸。他办的《社会日报》注重社会新闻,中分反映了民众疾苦,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同时,他言语尖酸,经常发表抨击反动军阀及其走狗的时评,也因此惨遭杀害。

民初名记者发表的具有社会监督性质的文章比比皆是,他们将报刊作为社会的监督工具,通过消息、通讯等来对当局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这对推进历史的进步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救亡图存者

民国初期,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并且与帝国主义依然纠缠不清。作为民国初年的记者,他们有着深深的历史使命感,有着“新闻救国”的理想和抱负。因此,他们还充当着“救亡图存者”这样的社会角色。

黄远生从走上记者这一岗位开始,就认定了“新闻救国”的远大抱负。他认为,“只有站在民众的前头,拨开政治的迷雾,还青天的本来面目,倡导民主和科学,才是自己所应该做的工作” 。黄远生的办报目的是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因此他确立了“为社会民生请命”的媒介使命。

在面对国家危机的时候,邵飘萍一如既往地表现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在新闻实践中,他关注政治,对关乎国家兴亡的实践积极报道,为的是通过揭露当权者丑行来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来共同反抗黑暗统治。邵飘萍创办《京报》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在正当民意之前,来实现其新闻救国的理想。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也充分体现了邵飘萍新闻救国的理想,例如邵飘萍在五四运动的发起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运动前夕,邵飘萍以新闻界知名人士的身份,向爱国学生传达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真相,号召中国同胞一起行动,反抗政府的无能。邵飘萍为激励报人,写下“铁肩辣手”四字,以此来唤起报界同仁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为新闻事业付出的精神。

民族危急,民不聊生的时期民初记者的爱国意识异常强烈。他们在进入记者这一职业的时候,更多的是本着揭露社会黑暗,开启民智的期待,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总结

民初动荡的时局赋予了新闻记者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就是革命历史舞台上的演员,承载着中华民族儿女拯救国家的期待,行使作为一名记者的权利与义务。以黄远生和邵飘萍为代表的民初名记者,他们的存在对社会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在局势多变的形势下为广大民众提供重要信息,让民众了解国内外形势,唤起民众的爱国、救国意识。其次,针对当局者对内的残暴以及对外的无能进行无情地揭露,引起民众的反抗。最后,记者们的“新闻救国”使得中国革命的道路走得更加顺畅。但是,民国初期新闻业在中国的发展尚未成熟,记者作为一个职业也只是一个开端,记者在扮演角色时会发生角色失调和角色冲突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该时期的记者角色。

从社会角色理论来看,记者的产生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各时代背景下人们强烈需求的产物,记者这个角色是有其很大的存在意义的。对于当下的记者,我们应该在结合自身的时代背景,根据人民大众的需求,来行使作为一名记者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要有“铁肩辣手”这样的社会责任感,来真实、公平地报道新闻。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职业素养,不畏权贵、不被金钱所诱惑,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记者。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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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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