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电视剧表达及其社会化叙事范式

“电视剧讲述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提示我们社会所习以为常的规范。”[1]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这差不多已经是一种共识。电视剧不但组成着我们的生活，显示着社会运行的秩序，也提供着人们赖以模仿的对象和观察社会的窗口。正是基于这种认知，电视剧里的故事往往就不再是单纯的“故事里的事”，而是由里向外浸洇蔓延，濡染社会生发世相，成为彼时彼地家国社会的文化图腾与心理想象。

电视剧的这种影响力来自于其叙事样态的社会化互动，也建基于中国观众对“讲故事”“听故事”“看故事”的心理迷恋。“中国梦”的电视剧表达，必须看到中国电视观众这种基于外在习养和内心需求所形成的电视剧接受文化：一方面它向外隐喻，在电视剧文本和社会存在之间建立起基于个人观感的隐秘、巧妙对应关系，使剧情小文本最终外化为一个“大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向内晕散，追求电视剧艺术自身的自适圆满和艺术品格，逼使镜头语言、叙事结构和价值观念、产制模式等结构符合电视剧自身运作个性的艺术“小空间”。“中国梦”的电视剧表达归根结底，就是处理好“大社会”和“小空间”的对接问题，而如何寻找二者间的接榫点则是其中的关键。

一、“中国梦”的社会化表达及其电视剧叙事空间

“中国梦”是一个涵盖了多重时空和理论向度的体系，是对过去、现在、未来中国人对国家复兴、民族强盛、社会稳定、个人幸福、家庭圆满梦想的高度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叙事既可指向历史深处与革命战争年代里的英雄史诗、文化传奇与血火青春，也可指向当下年代里的改革开放叙事、热点焦点话题和社会家庭故事，譬如政治、经济与文化，譬如情感、事业与家庭，都可在变化的时空中融入化出，落足于中国人对美好未来幸福生活的希冀与向往。其实，无论是对过去的历史讲述，还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现实故事的书写，只要稳定地传达着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倡导、对于社会发展理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追求、对于以个体为寄托的道德素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示范[2]，都应该是当下及未来中国电视剧讲述“中国梦”故事的基本范畴和领域。

当然，这也面临另外一个问题——电视剧文化和“中国梦”主题的衔接点选在哪？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其文本的生产和流通最终要通过观众的消费来实现，否则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就只能悬浮空中而无法落地。至于电视剧文本的社会影响力，则更需要依附于流通价值的实现才能兑现，如果前面的传播环节出现了断链，整个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也将难产或难以为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文学意义上的经典界定对电视剧文本是无法完全适用的。因为电视剧更看重的是当下、是与社会现实的互文性表达和即时互动，只表现于小众诉求的叙事样态对电视剧价值的实现起到的往往不是推进而是阻碍——但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排斥大众语态和其故事文本中包装蕴藏着的精英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将依然是中国电视剧在传播“中国梦”主题过程中所需要坚持的原则和立场。

对于这一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时，曾有过一段精彩而又平易的讲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段话把易抽象、悬空的“中国梦”诠释得实实在在、充满生活气息，不仅将“中国梦”的当下性和社会性概括出来，也把“中国梦”的丰富性和个体性凸显出来。

教育、工作、收入、医疗保障、社会保险、住房、环境、孩子成长，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要经历的生活事件和成长历程。对为数最多的普通家庭和生命个体而言，接地气的“中国梦”就是这样，它们实实在在，也最具号召力。“中国梦”可以是宏大的国族叙事、革命史诗、英雄传奇，也可以是温馨平易的社会万象、市井故事、邻里乡情。对当下电视剧创作中的“中国梦”表现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拘泥题材，而是能否善抓主题；其次，最重要的也不是善抓主题，而是能否让剧中的“梦想”落地，切实获得电视机前广大观众的共鸣和认可；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中国梦”讲述故事的方式和情感，譬如《温州一家人》《有你才幸福》《推拿》《国家命运》《老有所依》《历史的天空》《闯关东》《父母爱情》等剧中的家、国融合与对接。无论哪部，大处放眼小处着手，有故事、讲真情、树性格、立人物，都成为其讲述“中国故事”、抒发民族情感和表现家国梦想的基本路径。

二、电视剧叙事与“中国梦”主题的契合路径与美学标准

电视剧叙事的核心是人物、故事和情感，“电视剧叙事者如能讲述一个‘好故事’，会比其他非戏剧性叙事更能强化社会集体记忆，此乃是‘好故事’中包含能被观众视为具体的历史人物，其行为能轻易被观众理解”、[3]。“中国梦”是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梦想体系，将“中国梦”讲述的温馨感人、生动活泼、接地气而不悬空，除了防范当下电视剧创作中惯常出现的“文化GDP”情结及过度娱乐化倾向之外，也必须注意克服电视剧创作中曾经一度出现的“图解式”倾向的回潮，即“革命历史题材模式化、英雄模范人物题材概念化、古装历史题材嬉戏化、现实生活题材肤浅化”的庸俗戏剧化处理方式。避免以上两种倾向，有必要重提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基本手法和艺术精神——即典型化和时代感，把故事的时代性、人物的典型化和情感的提炼升华作为电视剧“中国梦”叙事的基本策略予以完善和坚持。所谓“有故事、讲真情、树性格、立人物”的创作路径，故事是基础，情感是两翼，性格是血肉，人物才是最终可以持续生长的根本，只有处理好了四者间的关系，才能把握住“中国梦”电视剧叙事的灵魂和走向。

（一）人物塑造的典型化与个性化

拥有个性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叙事类文艺作品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文艺作品能够为大家所熟知的基本前提。对于更加强调当下性和日常性叙事的电视剧而言，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作品思想价值的实现，也决定着电视剧的市场效益与再生产空间。大凡能够形成品牌的电视剧，所依赖的往往不是风云轮转的剧情，而是能够持续深挖、丰富立体、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相比文学作品对情感深入肌理的描摹、相比电影对奇观化影像的呈现，电视剧对个性人物形象和好故事的借重尤为突出。对“中国梦”的电视剧表达而言，将指涉时空繁复、理论体系宏大的概念，转换、演绎为生动可感的荧屏故事，除了必须依托电视剧叙事的特点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将人物、故事、时代和情感融合对接起来的手法和技巧，典型化即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法之一。

“在文艺作品中，有两种趋势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一种是事件情节，通常不与现实相去太远，以免让人觉得齐东野语虚妄不实；一种是人物性格，通常不要过分拘泥现实，否则会让人觉得了无新意沉闷重复。”[4]不拘泥现实，意味着要对人物形象进行必要的凝练和提升，凝练提升后的人物形象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极具人物的个性特征，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暗算》中的瞎子阿炳和数学家黄依依、《父母爱情》中的江德福和安杰、《温州一家人》中的周万顺和赵银花；二是极具时代和情境投射在人物身上的群体性特征，如李云龙之于红军早期出身农家的许多传奇将领、黄依依之于众多专业技术突出而不谙人情世事的知识分子、安杰之于众多在时代风云中不得不放弃门第却获得意外幸福的知识女性、周万顺之于成千上万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摸爬滚打经受市场洗礼的个体户和农民企业家。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个性特征和群体性特征的叠加与融合，恰是典型化手法的基本表现之一。“中国梦”是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目标和个人价值目标的融合，也是群体梦想和个人梦想的叠加，本身就兼具了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双重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讲述社会个体或某一家庭逐梦经历及成长故事的“这一个”人物（或家庭）形象也总是会在某一个时点、某一个视角、某一处心情的审视下，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或家庭）擦身而过，存在着将经历重合、将影子叠加的机会与空间。电视剧讲述“中国梦”、塑造典型人物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学会巧妙而稳定地把“某一个瞬间、某一个视角、某一处心情”下的人物状态定格，并将其带入到电视剧的“这一个人物形象”、“这一个家庭故事”和“这一个时空”的讲述中去。

在这一方面，2012年播出的《温州一家人》，2013年播出的《老有所依》、《假如生活欺骗了你》，2014年播出的《父母爱情》、《正阳门下》等，都为当代“中国梦”的电视剧刻画做出了表率。五部剧的共同特点是：均以某一家庭中的核心人物为灵魂，截取时代进程中的不同断面，讲述了“同一屋檐下的故事”。以灵魂人物带动家庭叙事，以家庭叙事带动时代背景和空间布局，在画面的前后延展和镜头的左右推拉中，将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家庭的故事、一群人的故事和一个时代的故事生动鲜活地混融为一体。从周万顺、赵银花、江木兰、黎阳、江德福、安杰、韩春明的身上，活脱脱奔涌出无数个彼时彼地、彼情彼景中的你、我、他的普通人形象。通过对“这一个”的寻找和打造，《温州一家人》《老有所依》《父母爱情》和《正阳门下》等剧集，把剧中的人物、故事和时点，倚靠在历史的大幕前，以家庭叙事展现出“这一时代、这一群体、这一情境”中的群体“中国梦”风貌。借助典型化手法，这些剧集在叙事中还超越了仅仅属于个体和家庭空间的“家族史叙事”模式，集中谱写了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当代社会整体情势的变迁和几代人追逐梦想的步伐。

（二）故事选择的时代性与多样化

人物是电视剧讲述“中国梦”的关键和根本，而故事则是塑造好人物的平台和基础，选择什么样的故事，其实是回答电视剧讲述“中国梦”时应该着重表现什么领域和题材的问题。如上文所论及的一样，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契合社会发展理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公民良好道德素养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题材，都应该是电视剧在讲述“中国梦”的过程中可以纳入的题材。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国梦”体系的当下性、社会性和全民参与性，以及电视剧传播的社会互文本性和诠释现实的能力，大力推进和强化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尤其是其质量和品位，则应成为当下荧屏叙事讲述“中国梦”的首选领域。

强调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除了基于与 “中国梦”的当下性、社会性、全民参与性等特点紧密吻合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当下创作中所面临的庸俗戏剧化和泛娱乐化发展趋势。庸俗戏剧化和泛娱乐化发展趋势的存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现实题材电视剧重情节轻内涵、有噱头无口碑、提了产量落了质量现象的大量出现。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计，2013年国产电视剧年产量为15700多集，其中现实题材电视剧为242部8143集，占到了全部电视剧集的51.63%[5]，但能够在播出平台、播出时段及社会影响力上形成竞争优势的寥寥无几。只问收视不问品质、追求产出不问投入的“文化GDP”情结和浮躁功利的创作环境，迫使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在剧情结构、演员表演和制作技术上来不及仔细打磨，因缺乏润色和雕琢留下的剧情硬伤、技术硬伤、混乱逻辑，只能借助刻意制造的“戏剧冲突”和匆匆忙忙编就的噱头来弥补。在一片泛娱乐化的声浪中，最终以人为的戏剧冲突，替换掉对人文关怀的追索和对现实生活、时代精神深入肌理地刻画描写。由此所造成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讲述“中国梦”故事的两个短板， “一是现实题材剧却缺乏现实关怀的时代精神”， “二是现实题材剧却缺乏多样视角下的现代生活”。

相比大量宫斗剧、家斗剧和娱乐婚恋剧的泛滥，近两年播出的《推拿》《有你才幸福》《老有所依》等剧集，在解决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内容覆盖不足、选题方向单一和表现力度弱等方面开始有意识地做出尝试。以上几部电视剧均把镜头从喧嚣的社会娱乐中心摇移开来，将目光聚焦在日益突出却少有剧集关注的时代难题上。在电视剧的叙事时空中，首次用静水流深的大篇幅、高浓度、重情感镜头记录下被时代大潮挤出生活中心的那一群人的生活状态——盲人、老人和空巢家庭。这部分群体在泛娱乐时代很难成为娱乐产业关注的中心话题，但与他们的生活相伴随的残疾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养老问题、独生子女的孝亲与抚幼问题等，却是决定“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之一。

电视剧讲述“中国梦”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凝心聚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不畏艰难、拼搏进取、自强自立、团结自信的时代氛围，就是要形成一种直面问题、敢于克服、厚德善美、友爱互助的社会情势。这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在传播和讲述“中国梦”时所必须承担的使命，也是其在选择讲述什么样的故事、表现什么样的内容、营造怎样的时代氛围和精神风貌时所必须考量的问题。以现实题材为主，坚持题材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有胸怀有视野、不回避敢直面、能化解勇担当、会讲述善引导，是正确处理好这一问题的关键。

（三）情感表现的真实性与生活化

叙事学家罗伯特·麦基在谈到影视作品的表现时，曾说过有三件事要避免：沉闷的场面、尴尬的论述和陈词滥调。除了讲故事的技巧和镜头语言的运用之外，这一观点其实点明了电视剧叙事中有关情感表现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真实鲜活、不矫揉、不造作。相对于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上情感表现的夸张式处理，电视媒体更加强调“家庭里的一员”和“身边的媒体”的属性定位，因此，电视剧在表现情感时往往会更加强调与真实生活的一致、与剧情时空的贴近、与受众心理的融合与互通——即产生“共鸣”，否则很容易在传播中引发观众情绪上的游离与悖反，并在剧情的接受上出现穿越感和嬉戏感。

从心理层面上讲，观众与电视剧叙事之间的互动包括三个因素：一是经验情感，二是想象故事，三是超脱欣赏。观众面对电视剧中演员扮演的故事和其表达的情感，尽管明白其虚构性也知道荧屏故事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分隔，但依然会放任情绪去经验剧中的情境，借助情感、故事和人物织就的纽带产生“代入感”。“代入感”的多寡与持久性决定着电视剧荧屏叙事的成败与社会影响力，即从“与剧情共鸣”到“与社会共振”，而“代入感”的产生则依赖于剧情的张力和剧中情感的饱满程度。饱满不是滥情，而是指剧中情感要与剧情时空、与人物心理、与受众体验完美契合，契合的基本途径则是坚持“中国梦”讲述的真实性和生活化。

真实性不是自然主义，不是对生活流程不加选择和提炼的平铺直叙，而是指在讲究生活本质真实的基础上，对其表现出的节奏、状态、流程和影响因素进行典型化处理，从总体上反映出时代的整体情势和人们的集体心理。譬如《闯关东》一剧中对朱开山一家历经战乱而骨气不减故事的升华，就以史诗般的风格、大开大阖的叙事节奏和落地生根的逼真情感，演绎出中国人“世乱心不乱、人去德不息”的豪义节气。剧中的情感之所以大气而不显得矫揉造作，就是因为剧情的推进和讲述严格遵循了基本史实和生活自身的逻辑，摒弃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化、图解式翻炒和自然主义的纯粹再现，步步为营长线营造，将人物放回历史情境当场，以生活的眼光去看待彼时彼地的人和事。正是因为有了生活逻辑和本质真实的支撑，《闯关东》的情感表现才注入了生动鲜活的烟火气息，把一个乱世中“挣生活”的故事，讲述成了一个渴求家国富强的“自强中国梦”故事。

随着近些年电视剧创作中跟风趋势和泛娱乐化现象的流行，在情感的生活化和真实性表现方面，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同时出现了不加剔选的自然主义倾向和刻意矫揉造作、追求夸张效果的表演主义倾向两种模式，前者会降低和减弱“中国梦”叙事的深度与力度，后者则会重返程式化、概念化的表演老路。解决电视剧表现“中国梦”过程中的情感抒写问题，就必须重提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坚持的“真实性”和“生活化”原则；切实放下身段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认认真真地把剧情结构理顺，把人物关系和生活逻辑理顺，进而在高度概括和凝练化了的镜头语言下，把人物间的情感张力保持到叙事进程的最后一刻，让观众体验到场景可还原、情境能再现、故事可复制，但情感契合却永远独一无二的审美快感。

三、“中国梦”荧屏传播的隐喻价值与示范意义

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曾把电视比作中世纪的“游吟诗人”，认为电视将人们的生活作息与历史文化整理组织出一套又一套的故事或讯息，承担起“1、明示文化成员对现实环境的共识；2、鼓励暗示个别成员对文化中强势价值系统的支持；3、歌颂传布个别成员在外地（其他世界）的丰功伟绩；4、肯定该文化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适用性；5、揭示文化自我意义与新环境之间的失谐之处；6、说服众人相信其文化能保证个人身份及认同；7、借以上种种管道传输文化成员的归属感”[6]等各项不同的文化“吟咏功能”。在“吟游诗人”的角色上，电视以说书人和耆老、牧师的身份不断地强化着观众对自己及对自己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的感受、认知、赞同和皈依。

事实上，电视是一个社会除家庭和学校之外，引导社会成员完成“社会化”过程的最重要角色之一。它参与传承文化、塑造规范，通过鲜活的荧屏叙事“强化社会整合、增进集体意识、沟通共同经验并确保社会价值的联系”[7]。也正因为如此，电视剧讲述的“中国梦”就具有了超越影像符号文本之上的意义，它与社会认同、知识信念和社会关系的共存共生关系，决定了电视剧讲述“中国梦”时的意义空间会超越荧屏，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领域发挥改良生态、标示坐标、启示信念、重塑理想的普泛作用。“电视剧之不同类型与故事展示了社会大众内心深层的期盼与价值意识，也凸显个别观众面对媒体虚构情节的反刍。”[8]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剧讲述“中国梦”的道路正任重且远。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

注释：

[1] Witten, M. (1993). Narrative and the culture of obedience at the workplace. In D.K. Mumby (ed.), Narrative and social control: Critical perspectives(pp. 97–118). Newbury Park, CA: Sage.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中国梦 我们的梦》，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183页。

[3] Irwin-Zarecka, I. (1994). Frames of Remembrance –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Mem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4] 陈秋平：《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应该回归典型化——在中国电视剧首届编剧沙龙上的发言》，2012-10-20，北京。

[5] 万梦：《电视剧创作生产播出要严把品质关——专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载《中国广播影视》,2014年第8期。

[6] 美]约翰?费斯克、约翰·哈特利：《解读电视》，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5-92页。

[7] 张锦华：《电视与文化研究》，《广播与电视》1992年第1期，第7页。

[8] 张锦华：《电视与文化研究》，《广播与电视》1992年第1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