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集体抑郁”了吗？

5月初，接连传来多起媒体人自杀的坏消息，逝者的共性特点是：中年男性；供职于报业、广电等体制内传统媒体并担任要职；患有抑郁症，压力大，长期失眠。俗话说逝者为大，传媒界同仁在为逝者痛惜哀悼之余，引发了对媒体人健康状况及生存现状的议论和思考。也有一些媒评将其夸大为媒体人“集体患上抑郁症”，并称是“新媒体替代传统媒体的大势下媒体人的生存困境所致”。

也不知道这些一口判定媒体人“集体抑郁”的是否包括他们自己，如果他们没抑郁，这个断语似乎不成立；如果他们也抑郁，岂不成了抑郁症病人给抑郁症病人看病？抑或是抑郁症患者之间交流病情？

“媒体人”在当今中国社会实在是个比较复杂的群体，虽泛指传媒业的各种从业人员，却有体制内和体制外、有行政级别和没有行政级别、有编制和没编制、正式的和临时的等诸多分别，其生存状况也因身份、地位、待遇不同而有很大差异。那几位轻生者在传媒界应该算混得不错的，其社会地位、生活条件都比一般媒体从业者要好很多，甚至还有行政级别的“顶戴”，从哪一方面都不应“被代表”为一般媒体人，似乎倒应归入“领导干部”之列。另外，他们的自杀与传统媒体的衰落也扯不上多大关系，其实传统媒体的“衰落”只是就技术、功能和发展速度、趋势与新媒体比较而言，目前日报、广电等传统媒体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不论政治、社会地位还是拥有政策、行政资源方面都比新媒体牛得多，远没到要被新媒体替代的地步。

当下浮躁、焦虑、纷乱的社会氛围及媒介环境中，一些媒评常常将几例个人行为放大为某类群体事件或社会问题，或经简单类比就轻易得出某种结论，以制造话题陷阱或煞有介事、长舌传讹式的夸大其词来伪装深刻、哗众取宠。几个公务员辞职便被解读为职场公务员热降温，几起伤医事件便说医生沦为高危职业和弱势群体……这种思维方式及做法几乎已成为某类新闻报道、评论的惯常套路和模式。那几例媒体人的死因，如果真有必要穷根究蒂的话，在现代医疗、刑侦技术条件下，完全能够从科学、法律层面做出准确而完整的医学、解剖学、法医学、心理学等病理解释。如果单就其媒体人身份进行过度的社会学解读，甚至将自杀原因完全归之于社会，而有意疏略或回避其个人身心健康原因，至少不是一种健康正常的心态和恰当的做法，甚至有拿自己人“开涮”和“标题党”之嫌。

说到媒体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不佳，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主要有两个成因：一是与传媒行业的特殊性及职业特点有很大关系。记者、编导等工作本来就是脑力与体力劳动强度高的职业，肠胃病、腰椎颈椎劳损、抑郁、失眠更是上天赐予媒体人的职业病，几乎贯穿媒体人的职业生涯，伴随着媒体人的成长而生长。这些职业病经年累月到中年之后往往就会集中显现，诱发中年危机。二是传媒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保健机制及制度体系不完善。另外，一些传媒机构对员工的工作生活关心不够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这些都是传媒机构及传媒行业下一步深化改革与发展中应积极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媒体人集体患上抑郁症”还是与当年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一样不靠谱。传媒界向来不缺少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和坚守理想的人，他们都是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一生都在与各种逆境、职业病痛和负面情绪抗争着，不论事业和生活中遇到多大的坎儿，都勇往直前不轻言放弃。白岩松所说的“痛并快乐着”，就是对这样一班媒体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生境界的恰当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