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视角下共产党早期办报实践

摘 要：共产党的办报实践始于“五四”时期，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了进一步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共产党早期的报刊实践，事实上是一种政治传播的形式，通过政治传播的视角研究早期的共产党办报实践，对于后来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和办报思想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早期共产党的办报实践的传播目的、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方面的解读和审视，可以看出共产党早期的政治传播效果在显在和潜在两个量度都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对革命斗争、动员群众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共产党办报；政治传播；实践；特征

政党的政治传播是指政党通过自身的组织体系和大众媒介，传播其政治主张及方针政策以形成政治舆论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极其重视政治传播的展开和发展，并且把政治传播作为组织、革命的重要手段。从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也能看到，政治传播史指引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重要动因。从思想层面看，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思想承继于维新派报刊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报刊实践，呈现出极具中国特色的特征。共产党早期的办报实践，从目的、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都显现出明显的政治传播特征。通过政治传播这个视角来观照早期共产党的新闻实践活动，对于我们理解党的新闻体制，新闻思想具有一定启发。

一、政治传播的目的

区别不同语境下的政治传播活动可以发现，政治传播的目的有着不尽相同的取向。在商业化发展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由于报刊发轫于商业的模式与需要，因而政治传播的价值选择多与经济相关，政党的传播活动也时刻离不开经济因素的考量。但是，在中国语境下，尤其是在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中国，政治传播从最开始就是作为革命的一个附属产物，或是革命的一种手段存在。自维新派办刊开始，其报刊存在的法理依据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而存在，这一价值取向也贯穿共产党政治传播活动的始终。

从革命时期的政治传播角度看，政党作为传播活动的主体，通过报刊等媒介方式对受众进行宣传，以期形成其刻板印象，左右政治事件，政治观点的看法，进而选择投身于革命洪流，完成政党的政治目的。从这一角度看，政治传播作为一切的源头，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传播目的的考量，无一不是遵循着传播的价值取向，因而，在革命的大背景下，政治传播的目的必然与革命的目的相关联。同时，政治传播的目的也应该与政党遵循的价值取向，革命斗争形势密切相关。革命时期报业的发展始终与中国近代的两大时代主题相呼应：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尤以民族独立为甚。可以说，早期共产党的办报实践既是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革命斗争的生力军。如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的发刊词当中写到，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目的就是“为了革命”，如何为革命呢？毛泽东提倡要用事实说话，而不是高呼宣传口号。

二、政治传播的内容

对于早期的共产党来说，由于党的发展尚处于幼年时期，各项规章制度仍在摸索之中。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指导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仍不明确，因而，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内容，一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革命等理论。

1.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创办的第一份周报，它作为党的时事评论性报刊，重点宣传共产党“二大”的革命纲领——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时，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向导》周报在其发刊词《本报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真正独立国家而奋斗[1]。同时，《向导》周报还注重宣传党的工农运动思想。共产党的宣传策略并非是于政策层面进行宣传鼓动，而是要求干部和党员深入到群众当中，具体的宣传工农斗争思想。在《向导》第112期当中，刊登了《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今年五一之国际状况》等文章，痛批因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压制，导致工人阶级即无法在经济上得到救赎，也无法在政治上实现其诉求。同时号召“从今往后，我们工人阶级惟有增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可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2]”1923年7月1日，《前锋》月刊在上海（封面上署广州）创刊，瞿秋白主编，它的基本任务是，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同时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向导》类似，《前锋》月刊紧紧抓住党在“二大”时期制定的方针路线，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为营造国共合作的氛围和反映这一趋势，《前锋》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瞿秋白的文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此文章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革命性等问题，与中共三大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基本正确的。同时，这篇文章对于三大路线的普及、深入党员、群众、对于国共合作的建立、发展，显然是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3]。

2.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肇始于“五四”时期，《新青年》是早期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重要阵地。另外，《每周评论》等杂志也时常发表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青年》继续作为党的理论刊物出版。1922年7月，在出版到第九卷第六号之后《新青年》休刊，1923年6月在广州恢复出版，定位季刊。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的《新青年》，与五四时期的略有不同。这一时期，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心任务，同时，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将中国革命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号召“尽其所有区区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4]”《新青年》季刊还译介有关马列主义的著作和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经验的文章，比如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当中有关民族问题的内容。同时，也在刊物上展开论战，讨论诸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的辩论。

三、政治传播的策略

1.政治宣传。政党的政治宣传指的是政党利用媒体传播并强化一定的观念来影响民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社会行为[5]。共产党在早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中，一直没有放松对青年的宣传与引导。创办于1923年10月的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青少年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和感召，这份刊物由恽代英和萧楚女主编，其宣传的内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同时，刊物的内容联系青年的实际，但应青年的愿望。就其政治宣传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1）名人效应。恽代英以及萧楚女等《中国青年》的创办者，在读者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偶像。萧楚女被青年称为“革命的煽动家”。杂志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吸引着大批青年的关注。

（2）开门办报。也就是借助读者的力量进行造势和宣传。在《征求稿件》一文当中，明确提出了欢迎各地农民、青年、工人、妇女等阶层活动的经过，社会团体的组织状况，以及关于青年利益的各种问题。（3）正面交锋。对于时局的意见，对于反对革命和进步活动，《中国青年》都直接进行抨击。针对青年党集中攻击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行为，共青团中央组织了与青年党国家主义派论战。集中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文章就有172篇。

2.政治符号。对现实社会的符号化有助于传播者解释政治事实，同时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符号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我们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作为语言的符号。一般认识论上讲，人们很难做到对现实的完全客观、真正的描述与解释，因而符号化、概念化政治能将我们的思维理性化和逻辑化。同时，建构一个易于理解，是非、黑白、曲直、善恶分明的二元对立体系，并将特定的政治符号运用其中，更易于政治表达以及政治目的的实现。通俗地讲，站在不同的队伍当中，势必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特定的政治概念，对结构内部的元语言的通俗化表达，使之成为可以成为日常交谈并见诸报章的内容性语言。在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下，传播的意义构成不仅仅是信息本身，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背景、符码以及接触的手段等方面。因而，报刊建构的世界、反映的背景也应当是传播者传播意旨的一种体现。

3.政治修辞。政治修辞是政治活动中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而进行的修辞。政治修辞的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共产党的早期办报实践，其修辞方式更加注重情景性的分析。在诸多的报刊文章当中可以看到，描述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的深重以及三座大山对于中国人民的倾轧成为了主流的话语形制。这一点，与共产党所秉性的政治目的相契合，特定的修辞表达既是营造氛围，亦是传递一种态度指向。

在对于当前革命形势的预测以及评价当中，政治修辞体现出一种鼓动和归责的双重修辞方式。

鼓动式。鼓动是对革命形势的赞誉和渴望，在修辞当中体现为高亢激昂的表述方式。《向导》归周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号召“农民们！起来！推翻地主士绅的政权”，“工人们！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统一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无产阶级的目的，统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通过号召式的语体表达政治性愿景，此类的政治修辞表达在早期的共产党报刊当中十分常见。

归责式。一般为对革命失利的分析，多归咎为军阀势力，资产阶级势力的阻挠。1927年2月7日，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在京汉铁路制造了“二七惨案”，造成52人被杀，300多人受伤的惨剧。《向导》周报坚决披露惨案的真相，同时声讨封建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恶行，有力地支持了工人阶级的斗争。2月27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20期，几乎成了“二七惨案”专刊。发表的文章有《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残杀京汉铁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二七大屠杀的经过》等文章。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这份报告以详细的事实披露了军阀的残酷，揭示了他们血淋淋的罪行。并号召“工农商各界急速联合起来，打倒我们的仇人军阀”，“打倒帮助他们为恶的帝国主义。[6]”

传播学认为，传播效果是量度一个传播行为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传播的效果也分瞬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瞬时性方面即使传播行文对人短期内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的影响，也就是说服性的理论于显在层面的效用体现；历时性方面则是指传播行为对人的观念以及价值的长期影响甚至是改变，即是对人潜意识方面的作用，在无意行为当中的体现。早期共产党的办报实践，在传播效果方面均达成了以上两个量度标准。显在角度：支持共产党的思想和革命诉求的群众数量的增加，直观的体现就是参与共产党军队的人数的增加；潜在角度：民主革命和共产的思想植入于民众脑海之中，这也是后来共产党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受众在传播学当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对于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来说，亦即重视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后来政治意义上的群众性和群众路线的贯彻即是对这个传播理论的最好注脚。

参考文献：

[1] 本报宣言[N].向导,1922-09-01.

[2] 蔡和森.工农阶级的责任[N].向导,1925-04-26.

[3] 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10[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4]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J].新青年季刊,1923(1).

[5] 段鹏.政治传播 历史、发展与外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6] 蔡铭泽.《向导》周报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