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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助理追忆杨伟光:大气度的老领导

王旭东

2014年09月22日09:32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杨伟光

熟悉杨伟光先生晚年生活的人知道,他腰杆硬朗,眼睛清亮,目光坚定,也时常挂着天真的笑容,如老小孩般。他最常穿白衬衣,一年四季,有领有袖。遇到出席会议时,必正装、系领带,领带是红色的居多;只有在北京的三伏天,他会穿短袖衬衣;三九天,他偶尔会戴呢子礼帽。黑色或藏蓝的西裤,穿软底儿黑皮鞋。站得很直,偶尔正一下半金丝框的眼镜,这多半发生在等电梯的时候。

只要办公室没有客人,他几乎都是在伏案工作,几绺头发垂搭下来。他随身带一把小梳子,在会见客人前,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梳理一下头发,那定期染黑的偏分的发型几乎没变过。

杨伟光先生的属下们、客人们多半都称呼他“杨台”或“杨部长”。对于并非央视体系和影视行业体系的外人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称呼他:杨老师。

俭朴随和的副部级领导

在跟随他工作的第一个冬天,我发现他皮鞋后跟是补过的,用半月形黑色月牙胶皮,补的。我在想,一位曾经的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怎么还穿补过的皮鞋呢?他住的宿舍楼周围也没见到补鞋的。那他在哪里补呢?

这问题,是一闪念的。是我对这位年近七旬,如我祖父年纪的领导,产生的第一个问题。这一闪念的问题,我很快就在记忆里找到了答案:第一次单独与他谈工作,是2005年夏末,话题围绕着“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展开的,不觉聊到了生活。我告诉他:“我父母是69年支援三线建设到了宁夏吴忠,从小生活在农村……”

他认真地说:“农村的孩子能吃苦。我是农村的,直到出了梅县农村上学,才穿过鞋子。我一心考北京大学新闻系,考上了,北大新闻系又并进了人大新闻系。所以我是进北大,出人大。两个学校的校友会都来找我。多好。”

他问我:“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我回答:“是西安理工大学,读的会计。结果1998年到了北京,才发现原来还有北电、中戏,才知道还有学电影,学艺术是有大学念的,毕业后干了一年会计,不喜欢,我喜欢电影……”

约莫聊了两小时。手机响,他接电话,我收了声。挂了电话,他伸手拿过4A纸尺寸的打印册,有十厘米厚,递给我,说:“你回去看,下次见面带上你的简历,再听听你的剧本意见。”

他起身,绕过班台,送我出门,直送到电梯口,按了电梯的下行键。整个过程,我着实忐忑,哪敢劳驾副部长送呢。他随和地说:“送一下、送一下。”笑着握手话别。他的手心、手指都很柔软,只是皮肤有些干。后来接触多了才发现,这大略是他的习惯,对于客人尤其是第一次造访他的客人,都会送出办公室大门,送到电梯门口。

那淡蓝皮包装的册子,是我第一次接触未开拍的完整的电视剧剧本,第一次和投资方、主创讨论的剧本。自那时起,阅读剧本、讨论剧本,成了我日常工作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杨老师给我的职业机会,我安身立命的饭碗。

站在对方角度思考做事

杨老师说话声不高但底气足,语调均匀,南方口音,说他语速较慢,倒不单是义齿的缘故,而是他为让对方能听真切的原因。在他跟着电视荧屏字幕唱《东方之珠》时,尤为明显:他是在照顾对方能听真切。有一次聚会,杨老师接受了女同事的邀请,跟着乐曲,跳跳交谊舞,也时常照顾舞技不佳的舞伴。

他写字很稳,手稿非常整洁,想好一整句后,才落笔,通篇来看修改、涂抹之处极少。我见得最多的是:“旭东阅。杨”,有时在“旭东”前面加“请”字;有时在“旭东”后面加“同志”二字;有时在“杨”字后面加阿拉伯数字的日期。他的字,能楷体不行体,能行体不草体,鲜有联属。他在照顾对方能看真切。

在视协组建新公司的过度期间,经常要外出,杨老师让我坐他的车,我总是迟疑。他觉察到了我的不安,索性站在轿车右后车门前,说:“旭东,从那边上。”

还有多次,如果下班晚了,杨老师就叮嘱他的司机开车送我。他记得我家住的远。没多久,我就在离办公室两公里左右的某小区租住下来,坐公交、骑单车上下班都很方便。他问我:房租多少钱,几个人住等等。

杨老师的专车副驾驶座椅,靠头的那部分,是被摘掉的。他经常坐在副驾驶座椅的后面,看着远方。一次路过央视宿舍区,他笑着说:“那时候,单位还能分房子,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我定的。好多台里的同事遇到我就感谢。感谢我帮他们解决了住房。你看,现在房价都多高了。”

杨老师留给我Email地址,用户名的尾缀是*****,就是他的车牌号,他说:“这多好,一下记住两个。”杨老师生活、工作极其有规律。一早,专车在他家楼下接他到办公室,中午接他回家吃午饭,下午在接他办公,晚上回家。如果没有推不开的应酬,他不会在外面吃饭。除了手机号码,杨老师还把家里客厅的和卧室的两个座机电话号码给了我,说:“回家工作,有时会关手机。有急事可以打座机。客厅没人接,就打卧室的。”他知道创业新公司事情多,怕因为自己的原因误了公事。杨台为公司取名叫:天地人传媒公司。

站在对方角度和处境上思考、做事,已然是杨老师血脉里的习惯。照顾他人、与人方便的习惯,至辞世他都保留着。惊闻他辞世的噩耗,我与他的独女杨平女士通话,杨平说:“我爸住院期间怕给大家添麻烦,就低调处理,没几个人知道。”

工作中关于“度”的理论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和一些央视在职、离开央视体系的媒体人,地方电视台的媒体人接触。故事也常以:那时候,杨台如何如何,开始。他们说的最多的是“怀念杨台时代”。有一件事我印象最深,在参加一个行业活动的晚宴上,知名制片人某君来给杨老师敬酒,杨老师向他介绍:“王旭东,我的助理,你们年轻人要多联系、多合作。”某君悄悄的对我说:“杨台绝对的工作狂,水平又高,我们进了杨台办公室谁都不敢坐,站着汇报工作。”

至此后的五年间,我到杨老师办公室,从来都站在班台前,而杨老师也从来都是在我汇报前,说个:“坐”字。我就坐下开始汇报。

由“杨老师”改口称他为“杨台”我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概的情境是一次集体工作会议上,每位与会人员都称呼他为“杨台”,我感觉再称呼“杨老师”显得很不适宜,于是就改口称呼他“杨台”,一直到现在。

关于杨台在央视出任台长和广电部副部长期间、在视协出任主席的事情,我很少主动问,他也很少主动提。但凡提及央视、广电部、视协等的工作,杨台总提他关于“度”的理论:节目改革要有度,如广告竞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内容尺度和时长问题;人事改革要有度,如不拘一格降人才,自荐的敬一丹,考招的白岩松、方宏进、崔永元们;香港动作指导袁和平的启用;业务改革要有度……

改革、创新要有“度”,以度的把握达到双赢的局面。强调“优秀节目为王”和“精品至上”的理念,这两处锦句,后来挂在了在他新办公室的墙上。

杨台对我做电影研究写评论很支持,一次,我请他作我加入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推荐人,他同意了,在我的《申请表》上签字时,说:“一个单位,要有钻研理论的,人要有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一些电影的点映,是在我的工作时间段,杨台从来都是准假的。他也会偶尔问我,看了什么电影了?怎么评价?没有杨台的鼓励和支持,我也难在电影评论方面有所积累和长进。

2006年夏天,某君负责高群书导演的《东京审判》电影的部分宣传工作,他托我请杨台作为嘉宾领导观影。杨台答应了,观影后对我说:“拍得很认真,那段历史值得书写。”这是我和杨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共同在影厅观影。

杨台的大气度和大局观

有两三年,我们天天都在看剧本。看剧本费眼,技术部门的同事就帮杨台下载了一个语音软件,可以讲剧本诵读出来,他常常在办公室听剧本,时不时在剧本打印稿上写下批注。杨台设立了剧本的三审制度,我是二审的终审,他是三审的终审,这恐怕是中国“剧本医生”的开端,一些走过我们审看流程的剧本得以在电视台播出,有一些还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但这些项目和视协和公司并无什么关系。我为此有些牢骚。

就这个问题,杨台批评过我,他表达比较温婉:“旭东,我们是看了一些剧本也提了意见,最后项目没和我们合作,你不要有情绪。你想想,这些意见和建议如果对电视剧有用,节目质量提高了,不就是对中国电视剧提高水准有帮助吗?对行业有贡献吗?”

面对中国电视行业的大局,我惭愧,没有杨台这样的大气度和大局观。我确定,他是以台长甚至部长的思维格局在经营企业。

除了负责电视剧部门,我还要负责一部分主席助理的工作,帮杨台起草一些方案。有一天,杨台问我,看不看央视戏剧频道?我说:“看。我喜欢马连良、周信芳。”杨台说:“当年经典戏曲音配像工程,是我定的,亲自抓的,李瑞环同志很支持。音配像是通过电视手段把国粹更好的保留和传播出去。”

那次谈话后,《中华文明精粹音像化工程——实施把以文字为载体的中华文明转化为以音像为载体》方案,开始启动。

杨台亲自写纲要、组织专家开会,论证;我负责搜集材料,细化纲要;调整、修改数十稿,耗时近一年。2006年夏,杨台定稿。他在文中写到:……我们要打造象华纳、迪斯尼、维尔康母那样的跨国文化公司,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把中国推向世界。当我们的优秀影视片库达到几千部(集)时,可以将其翻译成各大国的语言,走出国门去办台。这不是梦,也不是狂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以后,世界需要了解中华文化,需要了解中国奇迹般地发展。这是可以预见的。我们要抓住机遇,开拓创新,辛勤耕耘,制作出不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制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作品,为全球观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过去已做过一些,但没有计划,打乱仗,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或资金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拟定这个计划,把重点突出来,有利于制作成系列。中华文明精粹音像化工程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并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应该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去完成。一代一代传下去…….

杨台说:“音像化工程第一批就十多个系列,全部完成应该比《四库全书》工程量还大。”这是杨台的大愿望。

亲自策划审读《家有儿女》

杨台喜欢孩子,是发自内心的喜欢。2006年腊月二十九,一位入职不久的女同事,带着她五六岁的小女儿到办公室,不想在楼道遇见了杨台。他主动和小姑娘打招呼,随即转身到办公室,拿了几百元的压岁钱,给小姑娘。女同事慌忙阻拦,杨台看出了她的不安,笑着说:“过年了嘛,要给压岁钱。”“谢谢爷爷,新年快乐!”这一老一小的笑声,勾勒出朴素的家的年味儿。倘若他对孩子没有此大爱心,又如何支撑他策划并亲自审读6000万字的剧本、近一万分钟367集的《家有儿女》呢?

杨台非常守时,尤其是外出会晤。那天晚餐,杨台没有拿包。席间,他象征性的喝了半杯红酒,问了问我在奥组委工作的事情,也告诉我,他在策划筹拍《妈祖》电视剧,让我多关注。还好,那里的菜清淡,符合杨台的口味,包间也大,透过窗户能看到院子里的景致。没谈什么具体的事情,我只是想念杨台,想向我工作的领路人、老领导汇报一下我近期的工作。这是在我离职一年左右。临别前,他叮嘱杨平:年轻人要多联系、多合作…

2014年9月20日晚,杨台留下他的大格局、大愿望、大爱心,走了。

杨台,您常说,客家人走四方。您就把天堂当做您的第五方天地,愿意伏案便伏案,愿意看远方便看向远方,像往常一样。

2014年9月21日

(作者王旭东是原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助理、天地人传媒公司电视剧部主任,现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学术活动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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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燕帅、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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