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听龚全珍讲甘祖昌的故事【2】

老伴——听龚全珍讲甘祖昌的故事

任辛 江仲俞

一首民谣传唱至今——世上有个白求恩，中国有个甘祖昌。将军不做当农民，有福不享爱劳动。有钱不用支农业，毫不利己专利人。

一位诗人由衷赞美——人老雄心在，万难脚下踩。无私便无畏，一心为他人。祖昌精神在，全珍永继承。

一篇文章深情开篇——雨淅沥淅沥下个不停，周围十分宁静。我默默地凝视着老伴的遗像，心潮翻滚。老了。这是80大寿时照的，头发已苍白，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嘴巴紧闭，有昔日严肃劲儿，但两颊还是现出了笑窝。笑得那样安详，那样纯朴，那样悠然自得。是会心的微笑，是胜利者的微笑。老伴，你完成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尽义务，轻松愉快地去了。

和老伴共同生活了33年，虽然他离开我已经27年了，但和老伴在一起的岁月，回想起来仍感到甜丝丝的。失去了老伴之后就更感到过去的日子是那样美好、幸福可贵。

一

●春播时，我这一双穿惯了鞋的脚，叫我出尽了洋相。农忙时老师们都要参加劳动。我原以为这活并不太难，谁知脱下鞋去莳田时，这双脚就不听使唤了。小心翼翼挪动脚步，怕摔跤。老师们都飞快地向前，莳得又快又齐。我呢？被包围在中间动不得，人家莳了两三个来回，我一行还没莳完。

●春天天气多变，一阵乌云遮天，雨点就噼噼啪啪打下来，大家一阵风似的飞跑，避雨去了。我可为难了，那田间小路一走一滑，不小心就摔一跤，越是怕越走不出来。两位好心的老师急忙回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扶着我，总算走出了稻田。

——摘自龚全珍日记

1957年，祖昌52岁，我34岁。一家人从新疆回到莲花县沿背村，祖昌由穿皮鞋的军区后勤部长变成田间地头的“赤脚大仙”，早上赤脚出门，晚上赤脚回家。他不穿鞋，孩子们也一律不准穿鞋。这是什么规矩？讲节约把鞋都省了？我茫然望着这一群“赤脚大仙”，不能理解。星期日下午我返校时，老二仁荣向我告状：“爸爸变坏了！”

“噢？怎么个坏法？”

“他不准我们穿鞋，说是要练脚。给我们每人买了个粪箕，每天捡粪，爸爸说肥多粮才多。他捡得真快！我们还没捡上半箕，他就捡满了一箕。他一早上能捡四五箕。他告诉我们狗屎最肥，猪屎第二，牛屎差一些，妈妈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狗屎，我去告诉爸爸到这里来捡。”说着就跑了。

一个月前还是新疆城里娃，吃糖都要挑高级的，现在居然变成了江西乡下孩子。望着女儿的背影，回想春播的尴尬，我感慨万千，也若有所悟：赤脚不是为了省鞋，在乡下，不会赤脚走路就无法参加生产劳动。我后悔没早些跟祖昌一块练脚，假如和孩子一块练，也不致出洋相。

沿背村的人说：“你们不认得甘将军吗？好认！瘦高个子，腰板笔直，拿一根没烟嘴的烟筒。袖口有补丁，膝盖屁股的地方也有补丁，一双赤脚，走路飞快，你看到这个人，不用问，就是甘祖昌！”

祖昌跟我讲过一件小事。1962年，他去南昌开会，到胶鞋厂参观，问工人：“听说现在用的原料是海南岛出的橡胶，质量怎样？”工人说很好。祖昌说：“那就好极了，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原料嘛。”他又问33码以下的小胶鞋能不能生产。工人说还没有模子，生产不出来。祖昌说：“造小胶鞋是个大事，孩子们冬天没有胶鞋，引起关节炎，问题就严重了。”两年后，这个厂生产出了小胶鞋。

二

●那3条厚裤被压得很皱，应该请干洗店清洗一下。一问，洗一条要3元，太贵；我问熨一下多少钱。一条1元。我请店里熨了。南岭小学几次要我去讲祖昌艰苦奋斗的故事，答应他们明天讲。中午在他们学校吃午饭，这是我最怕的事。自己带点面条请他们加工。

●党支部来慰问，送来一个红包40元。我想：去年是20元，今年是40元。钱不多，但沉甸甸的。我一年交60元党费，反馈给我40元，我这个共产党员真有愧呀！我想，以后我每月要交50元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

●到县政府大会议室听报告,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这个学习活动终于落实到离退休的老党员中了。这个学习确实万分重要，因为有些党员忘记了共产党的宗旨、奋斗目标，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唯利是图、吃喝玩乐成为他们的人生目标。

——摘自龚全珍日记

我常梦见祖昌。来了客，要去买肉，祖昌只掏出1元钱，这点钱买得到什么东西呢？就醒来了。

他的战友当面叫他“甘部长”，背后都叫他“铁公鸡”。物资紧缺时期，他这个做后勤部长的，不精打细算怎么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祖昌常到西安购置部队生活用品，出差回来报销伙食费，每天不超过一角钱。同去的老张比他多出两倍，组织上找祖昌了解情况。祖昌说：“我和老张不同，我饭量小，一顿两个馒头就够了。而且我是南方人，在家炒了一罐辣椒，夹在馒头里就不用买菜，老张是北方人，要吃一点蔬菜。我吃了馒头喝点水就行了，老张爱喝点稀饭。这样加起来就比我多了。”

他到北京开会，上车前一碗面，车上一碗面，下车一碗面，三碗面到北京，次次如此。有一年，他了解到一个水稻优良品种叫“清江早”，生长期只有70天，很兴奋：“全县有1万多亩秧田，如果种‘清江早’正好赶上种晚稻，亩产五六百斤，就可增产五六百万斤。”他问什么地方有“清江早”，技术员说在清江县（后改为樟树市）农科所。祖昌说：“马上走！”技术员问：“清江火车站离县城七八里路，要不和县委联系一下，请他们派个车？”祖昌说：“七八里算什么？走着去！不能联系，联系了就给人添麻烦！”那天下着蒙蒙雨，祖昌的布鞋沾满了湿泥巴，他索性脱掉鞋子提在手上走。

老大平荣在部队做护士，我想把我的手表给她。征求祖昌意见，他说：“不用管。我四一年才开始戴表，她才当几天兵就戴表？”我说分工不同，当护士要打针、量体温、测脉搏，都离不开表。他说：“她不会到办公室看吗？办公室还能没有钟？”

平荣要结婚，看中了一套家具。我跟祖昌商量，祖昌说：“我只给200块。”

“200块钱好干什么？”我说。

他跟我算账：“你想想，我一天有11.35元，你一天也有1.9元，哪个农民有这么多钱？要是认为这是命好，应当得，就错了。这是人民的，应当用在正道上，不能浪费。”

我说：“我们结婚20多年，从没为钱争吵过，你要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我想买个橱，你不同意；买一套刀剪，你也不同意。我的收入包家用，你的钱支援国家建设，我没意见，但孩子要结婚，帮他们置办点家具，这算不得浪费。”

祖昌说：“我只有400块钱存款，你取出来给她200，家里留200过年。”

“200块钱好干什么呢？”我又苦笑起来，“家具大概要600块，被褥100块不够，给她700吧！”

“我没有钱。”一句话挡了回来。

我算了一下，我们为集体捐了85000多元，我不但贴了工资，连银行利息也都贴进去了。

三

●今天到幸福院报到,向院长说了来意，要求当义务服务员。自己买台洗衣机为老人们洗衣，缝补衣物。我到幸福院来安度晚年，这条路是祖昌指的，我也认为很合适。我将为祖昌的战友和他们的家属服务。幸福院旁边是琴亭小学，我还要为孩子们多做点事。

●外孙金锋从深圳打工回来3个多月，我们一直没有深谈过……他终于得到上班的机会了。他的心情与我的期望相同：不论哪个单位，什么工作，都愿意接受。对金锋的就业问题，我和金锋都讲现实，既然学校缺老师，当老师是最好的选择。我希望他能珍惜这份工作，并能努力学习，做好这项工作。

——摘自龚全珍日记

可能因为祖昌是军人吧，女儿们小时候都想当兵。那时不在莲花招女兵，平荣要祖昌给新疆军区写信，争取一个女兵名额。祖昌脸一拉：“征兵是有严格的计划和要求的，不能开后门，搞不正之风。”1972年，有女兵名额了，平荣自己去报名，但体检时右眼视力偏低，取不了。祖昌不但不去讲情，还跟人武部说：“她视力确实不好，右眼只有0.5。”

好在平荣品学兼优，被学校推荐入伍了。4年后，老三公荣满18岁，一个人跑到人武部报名。一体检，什么都好，就是脚不行。负责招兵的同志告诉她：“你是平足，不合格。”

公荣想不通，怎么是平足呢？她回家叫我脱袜子，我莫名其妙。她把我左脚板翻过来看看，又把右脚板翻过来瞧瞧，说：“奇怪了，妈妈不是平底脚。爸爸肯定也不是平底脚，不然的话，他走路怎么那么快？”

是啊！祖昌那时也70多岁了，年轻人和他一同走路还要紧追慢赶。村里人谁不知道，祖昌不到10岁就到萍乡做挑工；参加革命后，到永新、茶陵、莲花一带收破铜烂铁做子弹。不是那双铁脚板，哪能一次又一次在枪林弹雨中穿行！

晚上，祖昌从地里回来，公荣提起爸爸的脚看了一下，大声叫：“呀！爸爸是平底脚！”

祖昌说：“平底脚怎么了？你能走得赢我？”公荣那个委屈啊，说：“就是因为我遗传了你的平底脚，去当兵，人家说不合格，不收我。”祖昌说，现在当兵要求严格，女兵更是百里挑一，不收平底脚是对的。平底脚走路慢，走多了脚痛。可是如果不怕苦，勇敢锻炼，照样能练成个铁脚板。“像我这双脚，别说碎石子扎不破，就连玻璃碴、铁钉子也扎不破。”他越说越得意，但为公荣疏通关系的事，只字不提。公荣的参军梦就没有实现。

回江西前，我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老师。1957年初，我提出已离开山东老家15年了，想回烟台探亲。祖昌说：“好嘛，不过今年夏天我们要回江西了，你要办好离职手续。”

我惊呆了。翻看祖昌的日记，里面夹了3张请求回乡劳动的报告，从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张。上面写着：“自1951年我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病，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脚还是好的，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农村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我的心在颤抖，他回去当农民，我去干什么？我问：“你们家乡有学校吗？”

祖昌说：“你问得真怪，全国都有学校，我家乡为什么没有？”

我又问：“你们那里的学校缺老师吗？”“这个我不知道。”他看着我，“噢——，你是怕回去没工作，没饭吃吗？你只能当拿工资的老师吗？正规学校不要你，就不能当义务老师？你就不能帮群众扫盲？！”

我想起同事给我出的主意：让他先走，过一年半载，等他给我联系好了工作，我再去。没想到我话还没讲完，他的脸就拉了下来：“要走就一起走，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祖昌回到了莲花，就像雄鹰回到了天空，脸上总是挂着情不自禁的笑。我呢？突然变成了“外国人”：我讲话，家里人瞪着眼睛看；他们讲话，我也听不懂。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稻田，白天大人们出去干活了，我却不知该干什么。连话都互相不懂，还扫什么盲？想来想去，我只有到县文教局去碰运气了。跟祖昌一说，他说：“好嘛，你自己去找吧！”因为作好了被分到离家更远的学校的准备，我背着被子和几件衣服，步行了40多里路，到了县文教局。

正好，坊楼刚开办了一所中学，缺老师，我就去教书了。

11年前，我遇到一位年轻人，他说：“甘祖昌苦了一辈子不抵。他还叫崽女务农，真是糊涂。”我反驳说：“他的物质生活虽俭朴艰苦一点，但精神却十分丰富充实。”他说：“精神管屁用，现在谁还讲精神，捞到了实惠就是好。”这是对祖昌的误解。他从来没有反对孩子们升学、就业，但必须凭自己的本事，不能要求组织上照顾。

祖昌没为儿女做什么，但他所做的是为大家的儿女造福，自己的儿孙也在其中了。

四

●小结前两个月学习情况，感到很惭愧，自认为坚持早上自学一两个小时，头脑里就算有了毛泽东思想，现在检查一下，真是差得太远。堵了个“防空洞”（工作困难时想调动），参加了一点劳动（也是别人带动的），这就叫“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了么？

●反省一下自己，对政治学习不太重视。近年来，更有倚老卖老的思想，认为自己年过80，虽比不上英模，思想水平也不算低，马马虎虎过日子也还说得过去。对照党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过不去。为什么入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共产主义实现要经过漫长的阶段，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从我做起，从点滴对人民有益的事做起。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必须做。

——摘自龚全珍日记

1928年秋，祖昌刚当上红军，组织上就派他到井冈山学习，听毛委员讲课。接到通知，他激动万分，收拾东西立马上路。那时已是下午，再快当天也到不了井冈山，同志们劝他第二天动身。他哪管这些，巴不得长上翅膀往山上飞。第二天下午2点上了井冈山，一位办事员带着他来到八角楼。毛委员起身说：“来了？很好，你叫什么？”祖昌站得笔直，说：“甘祖昌，红军战士甘祖昌！”毛委员大声笑起来，说：“你是江西老表，莲花人对吗？我们去年9月到了莲花，听说你们是一支枪闹革命起家的，现在怎么样了？”又问：“你认字吗？”祖昌说：“只上了一年半私塾，认得些字。”毛委员说：“不错，参加革命了，要不断学习，这次办干部训练班，就是为了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可是敌人不让我们学，又来捣乱了，训练班只好改期了。”

这次谈话对祖昌影响很大。我们刚认识时，他这样自我介绍：48岁，有过婚姻和孩子，还有脑震荡后遗症、气管炎、肺气肿等等。紧接着就说：“我的学习嘛，也是乱弹琴。闲下来就学一点，忙起来就丢了。我们要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指南，离开了就行不通。”

结婚后，祖昌脑震荡后遗症更加严重，军区让他疗养，学校也放了假，我去陪他。那段时间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早饭后我们坐在树阴下学习《毛泽东选集》。我看书速度快，3天就把第一卷看完了。

祖昌惊讶地问：“看完了？”

我得意地说：“假如是小说，我一天就能看完。”

祖昌严肃地说：“你不能像看小说那样看毛主席著作，要边看边想问题。你看出什么问题吗？”我感到奇怪，说没看出来。他当起老师来了：“问题可真不少，你以为革命像吃饭一样容易吗？你看《井冈山的斗争》就是记录了我们红军在大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光看不行，看过后要对照中国实际去想，才能弄清问题。”嗬！学问真多。我只得又从头看起，碰到搞不清的问题，就叫他讲当时的情况。他学得十分认真，碰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读音、字义和用法。“我的学习也是乱弹琴了。”这叫乱弹琴吗？他是我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启蒙老师啊！

五

●怎样才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呢？我应当做到：发现思想问题不过夜、及时谈；深入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与妇女主任冰娇半天走访了8家群众。冰娇这位女同志待人真诚，和群众关系友好。她这辈子也是苦过来的，丈夫去世10多年，她带着3个未成年的儿女够艰难的。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还要请教她解决问题的办法。

——摘自龚全珍日记

祖昌21岁时就在兵工厂做采购。1932年，他生病回家休息，乡里反复做他思想工作，要他当肃反主任。才当两天，省里来了一位领导，问祖昌：“你们乡杀了多少AB团？”甘祖昌说：“一个都没杀。”来人瞪大眼睛，拍桌子说：“一个没杀，要你这个肃反主任干什么？！”甘祖昌反驳说：“我们正在调查，要有证据，没证据能乱杀人？”来人说：“有人检举就行，要什么证据？！我看是你有问题！”说完拂袖而去。祖昌不能理解，病没好就连夜回兵工厂了。

1967年一个周末，天已黑了，我从学校回家，看到祖昌正跟沿背大队政治队长刘金林聊天。刘金林说：“建桥的水泥买了8吨半，是井冈山牌的。”祖昌说“好”，忙记到笔记本上。刘金林说：“社员干劲很足，晚上干到7点钟才散工。”祖昌说：“现在天气冷，散工不要太迟，晚上风大，把皮都吹裂开了不好，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越是忙越要注意这一点。”提到积肥，祖昌的兴趣来了。他说：“今年你们的思想摆对头了，红花长得不错，特别那一丘烂泥田的红花，长得特别出色。”祖昌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既了解了情况，又加深了感情。

祖昌带领村民建浆山水库，毛仔对祖昌说：“建水库好是好，就怕不牢靠，一条河从中拦断，发一场大水还不要冲垮？”祖昌说：“垮不了，是钢筋水泥的。”水库建成了，毛仔走到水库上，用烟袋锅敲了敲大坝说：“这家伙比石头还硬，确实冲不垮。”县里一个管水利的干部，说浆山水库是“包饺子”——里面泥巴外面包一层水泥，最多3年寿命。这么多年过去了，浆山水库完好无损。这是对那些不调查不研究，关在房子里做官当老爷的人的最好回答。

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大领导来到莲花。他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莲花人懒，不肯种矮禾：“禾越矮越好，越密越好。”讲完后要祖昌表态，祖昌摇头摆手不吱声。回沿背村的路上，这位领导问：“甘部长，你为什么不讲讲话？莲花的干部群众太懒了，这不对吗？”

“不能一概而论，都是懒人，就没饭吃了。这几年莲花的粮食产量还是逐年增长的。”祖昌说，“你对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可能摸得少，矮秆化也有个限度，越矮越好，假如只有一寸高，谷子结在泥巴里吗？越密越好，水稻的生长需阳光空气，太密了，只长草不结谷……这是科学，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

六

●我去问评议党员的事，拿了一份表格，要填，真难哪：我够党员水平吗？近年来，我明哲保身的思想越来越严重，遇事怕困难，怕求人，越来越缺乏共产党人的精神了。

●萍乡市送给我一个大奖章，称我是“老共产党员、老功臣”，受之有愧。人生应有理想、有追求、有希望。我过去有，但年纪大了，特别是老伴去世后，淡忘了理想、追求，近年来又有了等待回归自然的想法，所以暮气沉沉，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感到惭愧。

——摘自龚全珍日记

祖昌常对家人说：“大家争着要的东西，我们不要；人家不要的，我们要。”

1955年，八一子弟学校评级，少数人有些意见，闹情绪不上课。那时我是教务处副主任，感到问题棘手。周末回家，向祖昌请教办法。

他问：“你对评你连级有意见吗？”

我说：“没意见。”

祖昌话头一转，说：“我对我的级别有意见！”

啊？我瞪大眼睛看他。只听他说：“有意见，有蛮大的意见！评级别是根据德、才、资3条，军区给我评了师级，我怎么够得上师级的条件呢？你们学校有个老管理员吧？”

我说有，还是个老红军。祖昌竖起大拇指：“他的资格可老呢！他参加过湖南平江农民暴动，是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的。他现在是什么级？”

我说：“连级。”

“是啰！”祖昌说，“还有你们的总务主任老周，他也是老红军，是劳苦功高的老同志，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背金子、银元，几万部队的伙食费都在他身上背着。白天背着行军打仗，晚上还要背着睡觉，一直背到陕北。他现在是什么级？”

我说：“营级。”

“是啰！所以，和他们比，我评个连级也就够了，顶多评个营级。可是军区给评了个师级。到中央批，又批了个准军级回来！我能没意见吗？我又向中央提意见了。”

噢！他是嫌太高了。是的，和我的同事比，我只能当个战士，从头学起。可我评了连级，竟然心安理得！自己的思想、觉悟岂不太低了吗？我一遍遍想着。我和祖昌的思想距离还是很大的，我的思想境界是很低的。

一段对话表露心声——

记者：您和甘将军吵架吗？将军说过爱您的话吗？

龚全珍：他虽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温情，但他爱得灼热，他承认我为他付出的一切。我们对生活要求不高，为理想可以贡献出一切。他最文明的话是“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对我最高的表扬是“我能活到80多岁，与老伴的关怀分不开”。

记者：您跟着甘将军在穷山村一过就是几十年，不后悔吗？

龚全珍：我一点也不后悔。虽然我没有得到物质上的享受，我的精神生活却是很丰富的。作为他的妻子我得到了很多荣誉，我觉得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