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研究的創新

當前是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也是新聞媒體尤其是傳統媒體轉型發展的“緊要關頭”。根據美國學者麥克切斯尼的研究，媒體和傳播的“緊要關頭”出現的重要標志，就是新的傳播技術革命摧毀了現存的制度以及新聞業可信度下降等。①近年來，基於電腦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新媒體迅速崛起，傳統媒體的危機為媒介融合提供了契機，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展對既有傳播制度與秩序造成了顛覆性變革。傳播業界特別是媒介融合帶來的巨變賦予了新聞傳播學理論許多嶄新的研究課題，與此同時，新的傳播革命也對傳統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形成了難以回避的挑戰，新聞傳播理論研究到了創新發展的重要時刻。

研究對象

從研究對象看，新聞傳播學的基本概念和范疇的內涵與外延的厘清與建構，是創新新聞傳播學理論框架的前提。數字傳播時代，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需要從哲學的高度重新審視與定義，比如：什麼是新聞？在人人都可能是記者的新媒體時代，“新聞”不再是記者和媒體機構的專利，新聞與信息、娛樂、資訊等的區別何在？還有，什麼是傳播？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傳播”這一概念眾說紛紜，並沒有統一的定義，歸納起來，有過程學派的“信息的傳遞與分享”和符號學派或文化學派的“意義的生成與共享”等兩類觀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把“傳播”視為“信息”、“符號”、“共享”、“互動”等。這些不同的觀點都有合理性內核，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把“傳播”視為“信息”是信息技術發展的產物，但信息是傳播的材料，不能等同於“傳播”本身，否則傳播學與信息學的區別將不復存在﹔“傳播”（communication）在歐美主流話語中被解讀為“共享”，明顯帶有資本主義商品交易價值觀的烙印等。傳播是人類社會一切活動包括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基礎，社會因傳播而存在，傳播因社會而產生和發展，可以說傳播是人類的基本需要與權利，也是社會的基本功能﹔傳播產生行動，行動終止傳播，行動是傳播的目的與終結。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作為新聞傳播學基本概念和范疇的“新聞”、“傳播”應該如何重新認識與定義，是擺在研究者和從業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隨著媒介社會化與社會媒介化，新聞媒體作為“傳播”的同義語，成為新聞傳播學關注的重點與研究對象。近年來，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傳播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大。就像直播電視改變了“新聞”的內涵一樣，新媒體重新定義了媒介與“傳播”的概念。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對象仍以大眾傳播為主，但隨著數字部落時代的到來，人際傳播等非大眾傳播形式需要重新納入新聞傳播學研究的視野，這門學科的研究領域需要不斷拓展與深入。

傳播學是在二戰期間隨著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的興起而在美國發展起來的。傳播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是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信息學等其他學科的邊緣生長起來的，理論體系建設相對薄弱，即使在歐美國家也是一門年輕的邊緣化學科。但隨著傳播技術革命的發展，傳播作為社會基礎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傳播學在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邊界日趨模糊的同時，作為其他社會科學基礎的地位將會進一步增強。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所領導的團隊在2012年對過去30年CSSCI的研究表明，一貫以來處在社會科學研究顯學地位上的經濟學研究，在最近5年已經讓位於以網絡研究為代表的傳播學研究，促使傳播學成為顯學的關鍵性推動因素是近年來互聯網的崛起及其對於現實世界的深刻改變。②美國傳播學家施拉姆曾預言：未來分門別類的社會科學都會成為綜合之后的一門科學，其中傳播學研究會一躍成為所有這些科學的基礎。在新的傳播革命導致人的關系和社會形態改變重塑的背景下，傳播已是各學科共同關注的問題，或許在語言學轉向之后，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將面臨“傳播學”的轉向，③這可能代表了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趨勢。

研究內容

從研究內容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內容需要立足於中國實際，借鑒國外新聞傳播理論進行理論創新與發展，為新聞傳播實踐提供理論指導。

首先，研究內容要體現本土特色。國內新聞傳播理論研究仍處在引進和消化國外新聞傳播理論的階段，尚未完成本土化創新的任務，鮮見立足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創造。不同社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聞傳播的功能與機制並不完全相同。以傳播為例，中國“重人情”社會的人際交往和傳播，與歐美“重個人權利”社區環境下的人際傳播的內涵和特征並不完全相同﹔在大眾傳播的功能方面，西方媒體重視經濟功能和娛樂功能，我國報刊偏重於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出現了中國特色的“黨報現象”。新聞傳播理論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本土化烙印，美國的傳播理論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重視傳播效果研究，這與美國媒體的商業化體制緊密相關，而歐洲重視公共廣播，其傳播學理論形成傳播政治經濟學、符號學等批判學派，強調傳播的公共性。因此，對待歐美的傳播學理論，不能脫離西方傳播實踐和社會環境去理解和吸收，而需要在結合中國實際的基礎上採取揚棄的態度，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樣才有助於形成對國內外一系列研究成果進行歸納、總結與系統化的中國式新聞傳播理論。

其次，研究內容要體現當代性。新聞傳播理論隻有關注並回應當代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才有生命力，否則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研究內容的當代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代中國社會尤其是媒體轉型等現實需求，是構建和創新新聞傳播理論的重要背景。我國媒體尤其是傳統媒體，正在經歷從單純的意識形態工具向兼具政治與經濟屬性的媒體產業的市場化轉型，這一轉型及其伴隨的問題在世界范圍內幾乎沒有現成經驗可以遵循，需要中國的研究者進行關注與回應。二是媒介融合對新聞傳播格局的影響，將是推動新聞傳播研究創新的重要動力。新的傳播技術引發了新聞傳播權利、利益等的解構與重構，比如媒介融合背景下輿論環境日趨復雜，主流媒體如何引導輿論、掌控話語權？媒介融合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影響如何？信息泛濫對公民的傳播權利提出了挑戰，除了知情權外，人們也有拒絕信息的權利，如何界定這種權利？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傳統的議程設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論在互聯網時代是否仍然有效？等等，這些都對新聞傳播理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

第三，研究內容要體現實踐導向。新聞傳播理論源於實踐，又要回到實踐，服務於新聞傳播實踐以及創造和諧社會與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麥克切斯尼認為，新聞傳播理論都是在傳媒發展的重要關頭出現並提出危機的解決方案，比如20世紀初大眾傳播媒體崛起，媒體對社會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是黃色新聞泛濫帶來的危害，迫使人們關注和思考媒體的功能與作用，媒體的社會責任理論應運而生。西方發達國家新聞傳播研究發展的最新態勢是導向行動，麥克切斯尼本人既是研究學者，又是傳播活動家，他發起並成立了名為“自由新聞”的團體，把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公民參與的媒體改革運動。中國新聞傳播史上也出現過這樣的研究者，如晚清的嚴復譯介赫胥黎的《天演論》，按照中國的現實需要對為帝國主義弱肉強食辯護的社會進化論思想進行了改造，鼓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影響和改變了幾代青年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行動，這種“橘逾淮則為枳”的理論創新契合了當時中國社會救亡圖存的深層次需求﹔五四前后李大釗等人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並付諸實踐，使之成為改變中國命運、促進社會進步的有力思想武器。當前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普遍存在“不接地氣”的問題，走不出象牙塔，缺乏行動導向和現實關懷是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來看，新聞傳播學在對其他學科的成果包括研究方法等兼收並蓄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出一套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和實証研究的方法體系，比如受眾調查、文本分析等大眾傳播研究方法得到廣泛應用，這門學科應繼續綜合運用各種研究方法和技術手段，以不斷增強傳播學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④當前新聞傳播學在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一是學術嚴謹性不足。學術研究的規范不僅僅是形式的規范，更重要的是學術概念的規范，“正名”是開展學術研究的前提與基本要求，但不少研究對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模糊，整個論証過程中不能保持前后一致，缺乏嚴謹性，甚至隨意制造概念名詞，導致結論失去了依據和價值。

二是局限於“二元對立”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新聞傳播領域的研究大都是基於主觀與客觀、物質與意識、內容與形式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但事實上這種非此即彼的割裂狀態並非現實的常態，比如語言就是既非主觀亦非客觀，既非物質亦非意識，既非形式亦非內容的存在。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如現象學、后結構主義等理論，開始突破傳統的基於科學與理性的“二分法”來認識世界。具體到新聞傳播研究領域，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打破了媒介內容與形式的“二元對立”。還有，新聞傳播研究中媒介中心論或技術決定論盛行，忽視了傳播中人的決定作用，人文關懷缺失。

(作者為上海建橋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聞傳播研究所所長，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

【本文為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項目“媒介融合時期高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研究”（編號：B13050）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美】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著，高金萍譯：《傳播革命》，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

②喻國明：《傳播學何以成為熱門學科？——兼談當前社會觀察與治理邏輯的創新視角》，《解放日報》，2014年2月13日，第11版

③黃旦：《導言：立足於本土經驗的傳播學研究》，載《理論與經驗——中國傳播研究的問題及路徑》，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④邵培仁：《傳播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