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中國新聞評論的發展史

摘 要：新聞評論的歷史，經歷了由形成發展、成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到新時期的新變革四個歷史時期。評論自身主要經歷了三個方面的變化：由政治宣傳到以輿論監督為職能，這屬於評論職能的變化﹔形式變化從以往的說教模式轉變為配以時評和對論等多樣化的評論形式﹔內容的變化主要表現在由以政治性論說為主的評論發展為豐富多彩的面向大眾的評論格局。

關鍵詞：封建統治﹔耳目喉舌﹔輿論監督

中國封建時期，信息的傳播主要以封建官場為傳播范圍，這就決定了信息傳播的內容以朝廷信息為主，皇帝的言行及諭令等。為維護封建統治，即對“大一統”的訴求，信息傳播受高壓政策的限制，這種傳播環境是對是對評論的天然拒絕。

鴉片戰爭前，中國第一份近代化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由英國傳教士威廉米憐於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正式創辦。其根本要務是闡發基督教教義。該報雖以“言論”、“論說”形式出現，但並不具有時效性和強烈的新聞性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評論，只是評論的啟蒙階段。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近代社會，西方國家的思想滲透和影響，再加上使統治者的高壓的相對寬鬆化，使得辦報興起。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傳媒活動異常活躍，近代報人以前所未有的獨立姿態和自由精神沖破封建的限制，對政局發表言論，開始了中國的報刊政論時期。

中國評論形成發展於舊民主革命時期，主要是在資產階級改良革命時期。

一、政論的形成發展

1.維新運動前。在維新運動之前，國人辦報的情況按政治派系來分的話，大概可以分為三類：以林則徐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抵抗派，《澳門新聞紙》是林則徐翻譯的譯稿，它雖具有新聞傳播的性質，但卻不是評論性質的，更多的是新聞傳播的載體﹔以太平天國為代表的農民階級，洪仁玕《資政新篇》是太平天國的施政綱領，它是先進的中國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具有鮮明的資本主義性質。它明確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主張平等的外交等，具有進步性﹔以王韜和鄭觀應為代表的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王韜於1874年2月在香港創辦的《循環日報》，為我國第一份政論性報紙，開創了中國近代報刊的政論性文體。

2.維新運動時期?。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軍慘敗。中國社會開始處於大動蕩、大變革時期，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局，資產階級改良派通過報紙來宣傳他們變法自強的主張。1904年《時報》在上海創刊，得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的大力資助。《時報》重視新聞、言論，緊密配合時事要聞，在業務方面大膽革新，將《新民叢報》所創的報章文體“時評”移植於日報，開辟“時評”專欄，並以評論主要新聞事件為主，因此，這是中國報刊中傳統政論演變為實事評論的開端。荻葆賢在《時報》創刊之初宣稱：“吾辦此報，非為革新輿論，乃欲革新代表輿論之報界。”以康、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以辦報達到了立言的目的，為早期中國知識分子了解時局形勢，宣傳改良以救國救民提供了闡述和評論的陣地。

3.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時期，是中國社會極為動蕩的時期，資產階級保皇派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報紙為武器展開了激烈的文字辯論革命，為自己的政治觀點尋求有力支持。1899年孫中山在香港創立《中國日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與改良派論戰長達十年之久。比較著名的還有上海的《蘇報》，於佑任等人創辦的《神州日報》《民呼報》《民吁報》及《民立報》。

這一時期革命派報刊的多數政論都努力使報刊文字通俗化，而白話文的應用為五四后語體化政論文的大量出現做了准備。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評論的成熟與豐富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為新聞評論的成熟打開了嶄新的局面。由《新青年》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倡導宣傳科學、民主和新聞學。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給中國帶來的危害，並強調要寄希望於“青春中國之再生”，號召青年“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文明，為人類造幸福”。胡適曾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倡新文學，盡可能去做白話的文學。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人民的思想因啟蒙而從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們開始廣泛參與民主討論，他們並不是新聞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有自己的思索和價值衡量，渴望參與到媒體的發言當中，使自己的聲音被大多數人接受，這體現了一種啟蒙的時代精神，此期間知識分子運用報刊評論的形式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評論權威性增強

這一時期報刊評論的權威性增強，主要表在黨報黨刊的社論中，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1.闡述性、評價性的社論和評論增多。1950年3月，中共中央曾發出《關於各級黨委及政府負責同志應經常為報紙撰寫社論或論文的指示》，要求各地方和各部門的負責同志，每人每月或每兩月或每三月應寫一篇文章發表在報紙上，以便對自己所負責的地方和工作中的情況加以分析，並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指出大家努力的目標，動員群眾去完成一定的任務﹔同年的全國新聞工作會議上，胡喬木在工作報告中說：“人們感覺我們報紙上的評論太少……我們的報社要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政治中心……。”正是在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我國的報刊評論有了長足的發展，評論數量增加，質量有所提高，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導向和輿論監督的作用。特別是在1957年《人民日報》實行改版后，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並不時出現不同觀點的文章和爭論。報刊評論的主要內容變成了黨的有關路線、方針、政策和經濟建設的宣傳、關於稅收、財政、私營和民營企業的問題、經濟建設中重點項目的成就宣傳和農村及農民的變化等社論和評論增多，而且具有指導和教育意義。

2.基調高。高調的評論排斥了真話，脫離了事實和客觀規律，聲勢大，變化快。

3.詩意與鼓動性增強，通過先進典型的宣傳報道，學習先進、奮發向上的新風吹遍全國。對於基調高、而且鼓動性強的評論和宣傳主要出現在“反右派斗爭”、“大躍進時期”和“文革時期”。尤其是 “大躍進”年代，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再加上不少同志的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導致“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這個事情的報刊評論，也採取了“大躍進”的不切實際的做法。1957年的《人民日報》社論提出：我國農業生產要在五年內趕上和超過富裕中農的生產水平﹔1958年《人民日報》的社論《乘風破浪》非常有氣勢地提出了在經濟上超英趕美的任務，這種盲目趕超，不切實際的幻想，煽動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全國投入到火熱的建設中去。

“文革”期間，“兩報一刊”大造輿論，其社論誤導了全國人民。在陳伯達接管《人民日報》領導權、進一步掌控《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以后，就以“兩報一刊”社論和編輯部文章的規格向全國發布林彪、江青等文革小組的意見，還經常披露包澤東的指示，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報刊評論誤導全國輿論，混淆是非，搞亂人民的思想，打擊了一大片，起了極其惡劣的蠱惑和煽動作用。對國家領導人的惡劣批判、大搞片面性和絕對化，亂扣帽子，混淆了是非界限，損害經濟建設，破壞了思想文化事業，造成了嚴重后果。

4.模式化傾向嚴重。在此期間，為營造“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氣氛，報刊的設論不斷地做好宣傳，鼓動人心，評論文章大多都是一個調子，形成了一個“喊口號”的模式。而在“反右派斗爭”和“文革”中，黨和國家需要報刊來做好輿論指導，對歪風邪氣和政治性錯誤進行批評，佔領輿論的高地，所以空話、套話幾乎成了通用機器的零件，可以隨時運用在評論文章中。“四人幫”掌控之下的報刊評論，大多是斷章取義、肆意歪曲、形而上學和片面絕對化，形成了典型的“幫八股”。這種刻板的模式化評論剝奪了大多數人的話語權，掩蓋了事實和百家觀點，在錯誤的政治運動中和經濟建設的歪路上扮演了“幫凶”的角色，沒有真正履行好媒體人的責任，當然這也和一定時期內的政治環境分不開的。

四、改革開放以后——變革發展新時期(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新聞評論著眼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清算極左思潮，倡導揭發思想，實事求是和求真務實的學風和文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輿論引導和監督“導向說”的適時提出，也使新聞評論的持續改革和發展有了明確的方向。

變革發展新時期的四個標志：

1.傳播環境發生變化。社會轉型關鍵時期，法制建設大力推進，信息技術不斷進步。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繼續推進，法制更加完善，信息科技的廣泛應用，傳媒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這需要以輿論導向為根本工作准則的言論工作。

2.報刊評論的豐富和整合方式變化。報刊言論版出現，評論體裁的豐富，公眾參與程度的提高，評論題材的拓寬。評論專欄復興，一些報紙開設評論為主的專欄，央視也增設評論欄目。在讀者的廣泛參與下，評論的群眾性增強。有些評論專欄刊登以個人名義撰寫的評論，就重要問題進行商榷和討論。

3.廣播電視評論的興起和走向成熟。時效性提高，獨特類型形成，手段創新，影響的擴大。廣播評論繁榮發展起來，它們發揮邊述邊評的特色，注意議論的深入淺出。內容方面開始創新，從政治領域拓展到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領域﹔在形式上，主持人評論、談話類評論已成熟﹔在理念創新上，改變以往“耳目喉舌”的輿論，轉向收集“百家之言”，講究公正性和開放性。

4.網絡言論的出現與廣泛應用。對傳統新聞評論特征的沖擊，對傳統新聞評論功能的補充，對傳統新聞評論內容的延伸，對傳統新聞評論體裁的突破。

（作者系：西安外事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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