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尹韻公【2】

在尹韻公較為滿意的這些成果當中，最富爭議的莫過於對范長江西北採訪的研究，尹韻公因為顛覆性的觀點甚至導致與碩導藍鴻文教授公開不睦，連他的博士生黃春平也於其后卷入了這場論戰，在發表了一篇試圖梳理清楚這場學術爭鳴的論文之后，卻再次迎來了與藍鴻文教授幾個回合的論爭（詳見黃春平：《歷史需要寬容還是需要真實？——關於范長江“新說法”爭論的思考》﹔藍鴻文：《我的聲明》﹔黃春平：《客觀冷靜地分析范長江的西北採訪——兼復藍鴻文先生的〈我的聲明〉》等）。尹韻公說：“寫《為什麼不是范長江》時，逼著我看了好多黨史、軍史。寫《范長江前的幾位西北考察者》時，我在人大圖書館和新聞系資料室發現了好多史料竟然從來都沒有人翻看過，我很傷心啊，怎麼能這樣做學問……”聊起這段歷史，尹韻公欲言又止，五味雜陳，“為什麼這麼多年我都不想提這個事情，因為還是有些顧忌：畢竟范東升是我的同學。不過，把這個問題徹底挑明了反而也有好處，這樣大家都很清楚。”

關於這場各執一詞的論爭，尹韻公繼續聊到，“其實沈譜（范長江夫人）對范長江的思想是最了解的，她一直認為范長江是1936年以后才靠近共產黨的，她不像有些人那樣認為既然他參加了南昌起義就一直對共產黨好，不是的，中間也有過游離。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都面臨著選擇的問題，范長江也一樣，承認了這一點又有什麼呢？我只是把這層窗戶紙捅破了而已。歷史給了范長江機會，而范長江沒有珍惜這個機會，說到底就是這麼回事，其實他也為當年沒有上井岡山感到遺憾。我就是把這段時間裡面的東西陸續揭露出來了而已。”

在社科院新聞所工作的15年，可以說是尹韻公學術人生中的黃金15年，除了他引以為豪的上述幾大成果之外，他在這個時期完成的《“喉舌”追考——〈文心雕龍〉之傳播思想探討》《三國時代的新聞信息傳播》以及《論中國獨創特色的內部參考信息傳播工作及其機制》等文章都堪稱上等佳作，其中絕大部分成果都收錄在了學習出版社的理論文庫之《尹韻公自選集》當中，而這套文庫匯聚的正是當下中國人文社科界最具代表性的權威學者，堪稱一時之選。

2012年2月，尹韻公離開新聞所，開始擔任社科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作為中宣部指定的全國七大研究基地之一，“中特”中心承擔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政治思想建設、社會道德建設和黨的建設進行理論武裝和理論創新服務的使命。學以報國，經世致用，這是古往今來中國知識分子們共有的情懷，對尹韻公而言，再一次的轉身則意味著一段更加隆重的使命與征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5月份召開的國家社科項目全體300余位評審專家會議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代表中央宣布了成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的決定，並宣布了首批30名咨詢委員的名單，尹韻公位列其中。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決策的咨詢顧問機構，委員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聘任，首批咨詢委員均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知名專家，有人稱其為社科界最高規格的專家委員會，而這些委員就相當於“社科界的院士”。“我是去年10月底被通知入選了，但沒想到8個月后才正式宣布。我是最年輕的三個委員之一。”尹韻公不無欣慰。

“希望我的學生們能超過我”

除了自身的學術研究之外，尹韻公從1997年至今一共帶出了20余位碩士生和博士生，而談及他對年輕學者們的評價與期待，這位嚴謹治學的導師聊起了他推己及人扶掖后學的為師之道。

“我是很注重中青年學者的，尤其是青年，因為我經常以我的親身經歷來揣摩他們。我大學三年級就給《光明日報》寫文章，他們當年扶植了我，為什麼我現在不可以扶植青年人呢？實際上后來我才發現，真正有學術閃光點和學術思想的，都是在碩士博士期間和副教授期間，一般到了教授之后，就容易失去動力，很少能出新的學術思想，真的是這樣。因為我是過來人，所以我很能理解他們的心情，隻有他們這個時候才是最有創造力的時候。人要一輩子保持天天向上很難，真的是很難。”尹韻公的這番肺腑之言，還源自於他在擔任《新聞與傳播研究》雜志主編時期的切身體會。“我是接手所長的時候同時接手主編的，其實那個雜志在我剛接手的時候，雖然有一點影響，但還沒有現在這麼大。后來他們告訴我說辦成了全國新聞學界的第一，這個我真沒想到。當時大家反映作者隊伍很小，也沒有多少人投稿。所以當年我實際上是發掘了相當多的青年學者，包括還沒有形成氣候的碩士生、博士生，我就隻認作品，不認名人。”尹韻公繼續說道，“我經常這樣說，我當評委當多了，今天評職稱，明天評項目，這個評審委員會那個評審委員會，我們在評別人，其實別人也在評我們，我們在評別人的項目，別人在評我們的良心、評我們的道德。任何實權都是一時的，你要上得去也要想到下得來，你以為你永遠在上面了？”尹韻公語重心長，“我現在也當老師了，過去我們評價我們的老師，也被我們的老師評價，現在我們評價我們的學生，經常以老師的角度來看學生的弱點，但實際上學生也會評價我們，是吧？因為我也是過來人，老師批評學生時會很傷學生的自尊心，所以沒有分寸不了解情況的時候，不要亂批評學生。我曾經在人大也被有些老師批評過，雖然后來有些老師也意識到了，以很委婉的方式向我道過歉，我最后也表示理解，但是我覺得，最好不要發生。因為道歉有時候很晚，而對學生造成的傷害往往已經很大了。所以我對學生的批評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我一般不批評，就提示他，提示對他的希望”。尹韻公說：“我相信下一代一定會比我們更強，因為這個時代、這個環境比我們那個時候好多了，而且社會的寬容度也更好了，我估計以后像我曾經遇到的情況不會再有了。老師要對學生有個寬容度，這樣自己才能有一個更好的發展空間。所以我跟我的博士碩士生們都這麼講：‘你們可以挑戰我的任何觀點，你們要是能夠挑戰我，就是你們的本事。’我倒是希望他們能超過我，像朱光潛也公開說過他不怕學生挑戰，隻有真正的大學者才會這樣。”

末了，尹韻公不無欣慰地談到，“總體上來說，我覺得現在做學問比原來更扎實了，這個傾向很好。其實老一代學者做學問還是有比較粗疏的一面，這都是時代環境和各種其他非學術的因素所造成的。如果沒有強大的文史哲功底，新聞學是做不好的。包括傳播學也是個綜合性的學科，沒有社會學、政治學的功底，也做不好。”而對於當年揮手告別中南海，尹韻公有著自己的釋懷，“和其他一切相比，學術生命還是更長久的。學術研究的目的，往小處說是為了証明個人的價值，往大處說就是要給歷史一個交代。當然，在做的過程中，如果你達到了，社會自然會給你一定的回報，但是如果你做不出來，這個社會也不會怎麼樣。如果我身在官場，也許有很多東西就寫不出來了，人總是會有一個得失，就看你取什麼，舍什麼。”

在訪談幾近結束的時候，尹韻公耐人尋味地聊起了蘇東坡和他的詩詞，這位宦海沉浮、率直磊落的一代文豪勾起了尹韻公的頗多共鳴：“從中南海出來之后，我讀懂了很多文人的詩詞，我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情，比如蘇東坡寫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很多人都把它當成一首抒情詩，后來我才發現這是一首政治詩。蘇東坡才氣太大，為人說話又太犀利刻薄，所以官場容不下他，不要說那個時代的官場，就是現在這個時代的官場也容不下。”“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當年其弟蘇轍的一番話似乎已將天機道破，而在尹韻公坦言自己與其頗有心靈相通之處時，這種惺惺相惜的慰藉又難免流露出無可奈何的寂寥。36年來，那個從西南腹地北上京畿的小伙子如今已是家國棟梁、滿園桃李，歲月與性情磨礪了他的鋒芒棱角，也織就了他的錦繡光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也正因如此，他的學術人生走出了自己的軌跡：康濟時艱，格物致知，和而不同。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杰出新聞學者口述實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0CXW001）

參考文獻：

﹝1﹞藍鴻文.立足改革 勇探新路——指導兩名研究生去西北採訪的體會﹝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85（6）.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國家行政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