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尹韻公

尹韻公有過9年的中南海工作經歷，這讓他的學術人生有著與一般學者所不同的色彩，盡管他將其擇要概括為“大局意識”和“國家意識”，但是這段經歷投射給他的影響卻遠比他自我刻繪的還要深遠。從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至今，這位幼承家學、天賦異稟的青年在其后36年的時間裡用真才實學書寫了一連串值得細數的精彩，每一樁都堪稱佳話：無論是震動史學界的“赤壁小戰”論，還是被新聞界稱為“壯舉”的西北萬裡行﹔無論是開疆拓土的明代新聞傳播史研究，還是觀點犀利、見解獨到的《光明日報》上縱論三國﹔無論是執筆世界婦女大會國家報告為中國贏得贊譽，還是推翻定論、挑戰權威，重新評價范長江……尹韻公縱橫捭闔，步步華章，當年人中騏驥凌雲壯志，如今大才盤盤靜水深流。

從記者到官員再到學者，從人民大學到國務院再到中國社科院，尹韻公的志趣抱負與人生軌跡雖然幾番輪轉，但研究真問題是他一以貫之從未放下過的追求。而更可足觀的是，一路走來，他穎悟絕倫卻又不圖捷徑，鐘愛史論亦能知行合一，才高氣傲而又謙謹敬畏，他將這些看似矛盾的特質天衣無縫地兼具於一身，將滿腔家國情懷都傾注在了史海鉤沉的一字一詞之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尹韻公在吟罷這首意味深長的詩詞之后感慨，“和其他一切相比，學術生命還是更長久的。學術研究的目的，往小處說是為了証明個人的價值，往大處說就是要給歷史一個交代”。

“在人民大學有天天向上的感覺”

“我們家是個文人家庭，我還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我父親在重慶的西南政法大學教過哲學和社會學。因為父親是教書的，我們家的藏書比較多，所以讀大學之前我已經把家裡存有的一部分《二十四史》幾乎全部看了一遍。我父親的個人經歷不是太順，在解放后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被打倒過，所以我1977年考大學時因為這個原因沒有被錄取。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母親特別不願意我考文科，但是我就不聽她的話，堅決考文科。我當時還有一條原則，一定要考新聞系，要麼人大，要麼復旦，因為我從小就想當記者。”1977

年，懷揣著記者夢想的尹韻公與第一次報考的復旦大學新聞系失之交臂，繼續留在位於川滇交界的地質隊工作。“當時我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惠林地區，地質隊就在大山溝裡，那裡也是當年紅軍渡金沙江的皎平渡附近，真是苦得一塌糊涂！就是在那裡嘗到苦之后，以后所有的苦我都能對付。1978年再次參加高考后我們到縣城招辦去填志願，因為不知道成績怎麼樣，我有一點兒擔心，第一志願本來填的是北廣，但是我們那個縣招辦主任別人不管，隻看我的志願，二話沒說就幫我把志願表撕了，要我重填一張。他說，你成績那麼好，應該填北大、人大啊！我問他成績怎麼好了？他說，你是我們全省第三啊，前面兩個都是理工科，你就是四川省的文科狀元。所以我后來填了兩個志願，一個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后來被人民大學錄取，我至今都很感謝那個招辦主任。”

1978年，在地質隊摸爬滾打兩年后的尹韻公告別四川大山溝來到了北京。“實際上我是非常喜歡人大的，在人大的那種感覺后來再也沒有過，就是天天向上。因為大環境如此，我每天都看書，每天都感到很充實，而且每天仿佛都能聽到自己前進的腳步聲。”尹韻公無比懷戀地重復道，“我在人大確實有天天向上的感覺，后來就再也沒有過了。”

1980年，從小就酷愛三國史的尹韻公在通讀三國研究文獻並寫下了30多萬字的讀書筆記之后，最終完成幾易其稿的論文《赤壁之戰辨》，大膽提出“否定赤壁大戰，肯定赤壁小戰”的觀點，並將文章寄給了著名歷史學家、山東大學教授王仲犖先生。兩個月之后，尹韻公收到了王先生的回信：“20多年來，未見此文，為之拍案不置。不但分析入理，而且文筆精練有力，是好文章！……不圖暮年，見此英才。”在王仲犖先生的舉薦下，《光明日報》於1981年3月31日以半個多版的篇幅全文刊登此文，一時在史學界引起轟動。“人大好多老師都說，他們教了一輩子書都沒在《光明日報》上發過文章，那時候報紙版面很緊，這是很不容易的。”尹韻公笑道，“當時王仲犖老師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人大歷史系的老師也喜歡我，王老師還專門給人大歷史系打招呼，希望他們不要招我，讓他來招。但我實際上還是一心想當記者，也就沒有選擇這條路。”

1982年，在史學領域嶄露頭角的尹韻公為實現記者夢想繼續留在人民大學新聞系攻讀碩士研究生，並師從藍鴻文教授專攻新聞採寫。1984年，在藍鴻文和鄭興東兩位老師的啟發與指導下，尹韻公與同學張征開啟了一段不同尋常的旅途：沿著著名記者范長江20世紀30年代採寫《中國的西北角》的路線，完成了一次80年代的西北行。有關於此，藍鴻文教授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記錄道：“范長江當年從成都出發，途經川、甘、陝、青、寧、綏6省的48個縣市，歷時10個月，行程一萬二千裡，在包頭結束旅行。范長江沒能到新疆，而去敦煌，就東返了。這次張征、尹韻公基本上沿著范長江西北行的路線走，但到了新疆，而且一直到了中蘇邊境的霍爾果斯，東返時經寧夏銀川到了延安，把西安作為旅途的終點，途經108個縣市，採訪了51個縣市。”“這兩個研究生的行動，猶如一石激浪，在新聞界引起反響，有的同志著文，以此來促進新聞界的改革。他們的西北行，受到好評，被譽為‘壯舉’。”﹝1﹞（藍鴻文，《立足改 革勇探新路——指導兩名研究生去西北採訪的體會》，《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85年6月）談及這段經歷時，尹韻公笑稱：“用現在的話說，我那個時候就‘走轉改’了。重走范長江路線，雖然是拾人牙慧，但是走這一趟對我的鍛煉還是很大的，我看到了中國最基層的一面、最貧窮落后的一面，從這一點看，遠比新聞採訪本身更有意義。”

1985年，碩士畢業后的尹韻公再度面臨著人生抉擇。“如果不是方先生找我，我可能就去當記者了。”他坦言，“那個年代讀博士很不吃香，人家都說‘傻博士’，社會風氣就是這樣。要不是方先生，我實際上沒想過要考博。”時至今日，方漢奇先生三次親臨宿舍鼓勵尹韻公繼續深造的故事已在圈內傳為佳話，而尹韻公也對這段經歷感念猶深，“有些人不相信，不相信方先生三次動員我，我們人大新聞系的老師裡頭，肚量最大的就是方老師和鄭老師（鄭興東）。”尹韻公笑道。1988年，憑借著《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一文，尹韻公終於在人民大學完成了寒窗十年的苦讀生涯，成為新中國歷史上首位新聞史學博士。不僅如此，他還在對大量文獻爬梳剔抉的過程中，發現了關於明代邸報的重要資料，並於其后陸續發表了《論明代邸報的傳遞、發行和印刷》《急選報：明代雕版印刷報紙》等文章，實現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博士論文我原來還想寫清代，其實我也准備了一些東西，但是后來也沒有做下來，因為清代的東西太多了。明代新聞史也很難搞，實際上我后來把過去新聞史中關於明代這一段的很多東西幾乎都顛覆了。后來方老師寫《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的時候還專門給我打過電話，告訴我用了這其中的很多觀點。”說到此，尹韻公不無欣慰。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年那個信誓旦旦要做記者的尹韻公卻在修成正果之后沒有繼續實現他的新聞夢想，而是選擇到了中南海工作。“很多人都很好奇這一點，說我當初既沒有做記者，后來也沒有當官從政。我自己也問過這個問題，但我自己也沒有答案，完全憑著感覺走。”談及人生的轉折點，尹韻公輕描淡寫地這樣解釋。

“在中南海的最大好處就是了解國情”

實際上，對尹韻公而言，放棄記者的理想並不是沒有理由。“碩士期間重走范長江路線的時候我就已經隱隱感覺到，我心裡面裝的很多問題，在做記者的過程中找不到答案。那時候我每天很忙很累，不斷寫稿，但仍覺得不過癮，我覺得……有點淺，盡管當時對記者工作的熱情還是有的。后來7月份碩士畢業后到10月份開始讀博期間，我又在《光明日報》做了3個月記者，就是這3個月讓我徹底對這個行業不喜歡了。當時我是跑教育口，實際上我編發的稿件是最多的，但是我慢慢發現，我每天都是跑跑顛顛地浮在表面上，不能深入地研究問題。”尹韻公繼續說道，“我喜歡讀書，留下了很多問題，我讀大學的時候專門有一個本子列了好幾頁的問題，有一些我后來搞通了，還有將近一半的問題直到現在我都沒有搞通。但是記者工作解決不了我的這些問題，我開始感覺這個工作不適合我。”

就這樣，1989年，尹韻公在權衡各方利弊之后走進了位於中南海南區的國務院研究室。“我原來是在新聞處，專門管新聞發布，分別是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后來我到了綜合處，1995年我已經是國務院最年輕的副局級干部了，那年我還不到39歲。”尹韻公頗感自豪地介紹道，“1991年西藏和平解放40年，李鐵映到西藏自治區講話，那篇講話稿是我寫的，李鐵映說這是他看到的關於民族解放講話寫得最好的一篇。為什麼寫得好呢？因為我下了學者的功夫去寫這個講話，有一本這麼厚的《西藏工作文選》，我幾乎把它吃透了。后來開西藏工作會議，一說到哪個問題，當時中央是什麼提法，這個提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隻有我能夠回答出來，因為我太熟悉了。所以直到現在，統戰部搞西藏問題研究，依舊會找到我。由於這個報告給領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之前，我又被委以重任撰寫國家報告。當時是全國婦聯給國務院打報告，說按照聯合國要求中國一定要出一個國家報告，所以國務院研究室聯合外交部、全國婦聯、國家統計局等幾個部門，由他們提供數據、提供資料，我來根據他們的資料進行取舍整合。這個報告做了一年多，寫了2萬多字，后來《人民日報》以兩個版的篇幅發表了，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向聯合國提供的國家報告。因為這個事我們還到聯合國去開會，當時李肇星是駐聯合國大使，他對我說這是他們接到的國內送來的報告中，寫得最好的一個。”

講到這裡，尹韻公不禁感嘆：“我覺得在中南海最大的好處就是對國情的了解，實際上這一點恰恰是我們很多學者所沒有的。學者考慮問題有時比較偏激，往往容易按下葫蘆浮起瓢，研究問題隻照顧到這一頭，不考慮那一頭。而在中南海，作為一個核心機關，你不可能隻考慮某一個群體、某一個地區、某一個方面的利益，你必須考慮全局的利益，這就逼著你養成怎麼樣去更全面地思考一個問題，怎麼樣能把問題處理得更好的能力。還有一個就是，你總得為老百姓辦事，你總得思考怎麼為老百姓做得更好，中南海就是這樣。除此之外，在中南海還有一個名利意識的淡薄問題。你是在為國家做事，不是為個人做事。比如寫國家報告，一個字眼都不會說是尹韻公寫的，但是我覺得那種感覺非常好，我很享受。而且實際上，中南海有才華的人很多啊，不都是默默奉獻嗎？像我原來的領導袁木、王夢奎，他們的能力都很強，如果他們要為自己做點事也不是不可以，但他們實際上做了很多事情，都不是以自己的名義。另外，在中南海還有一個國際視野形成的優勢，因為了解的情況太多，讓我有了維護國家利益的意識，知道了有些事情該怎樣去處理，視野的開闊對我觀察問題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幫助。后來有人也對我說，尹老師，你這個經歷和眼界是我們任何一個新聞傳播學者都不可能有的。”

尹韻公繼續說道：“我從中南海的高官身上學到最多的一點就是必須看得遠。我當時寫第一份材料的時候，有一個領導把我叫過去說，尹韻公，你別給我寫這些花花腸子的理論，我看不懂也不感興趣，你就跟我說，這個問題你有幾條對策建議，每一條對策建議你給我寫清楚利是什麼、弊是什麼。領導關心的就是這個，然后按照這個拍板。但是學者們不會這麼考慮問題，學者通常會考慮這個是不是符合我的理論，在學術邏輯上是否講得通，可實際生活中有些理論往往是說不通的。所以，這些經歷都影響了我，讓我考慮問題不僅要邏輯上講得通，而且實際上也得行得通，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歷史的檢驗。所以我曾經開玩笑說過，世界上最大的海是什麼海？中南海。世界上最深的海是什麼海？中南海。世界上最復雜的海是什麼海？中南海。應該說，官場上雖然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骯臟的東西，但是官場又確實參與和推動了歷史發展的某些進程。”

毫無疑問，9年的中南海工作經歷塑造了尹韻公的大局意識、國家意識，開闊了他的國際視野與長遠眼光，培養了他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甚至深深地影響到了他其后轉身為學者的思維方式與行為習慣。尹韻公在談及這段過往時，有著一種掩抑不住的興奮與神秘，仿佛在翻看一本他生命中最貴重的相冊，相冊中的時光雖已翩然走遠，但卻刻骨銘心、歷歷在目。

“這輩子做了幾件有價值的事情”

1997年11月，在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前所長喻權域的力邀之下，尹韻公從國務院調入社科院，歷任新聞所副所長、黨委書記、所長職務。“喻權域先生已經去世了，1994年我們一同隨全國婦聯到雅加達訪問，有一天下午我一個人躲在賓館改寫陳慕華主席的發言稿，他和幾個人到我房間來借我的水壺燒開水，他們就在我旁邊聊天。后來喻權域對我說：‘尹司長’你可以啊，人家一心不能二用，我看你是一心能夠三用。你看，你在那兒寫你的東西，你還能聽我們的談話，聽完還能回應我們。’”尹韻公大笑道，“當時喻權域已經快60歲了，很快就要退了，正在找人接他的班。他就對我說，讓我到新聞所來，從1994年開始提了兩年多，我一直沒有答應，后來他不斷跟我提，我說那就試一試吧，沒想到他就真辦了。他們10月份就宣布了，我11月份過去的。”聊到這裡，尹韻公似乎有些無奈，“我當時的頂頭上司是國務院研究室主任王夢奎，王夢奎也很喜歡我，他有點反對我走，他說：‘誰都知道，研究室裡面我最喜歡你，你走了之后是國務院研究室的一個損失。’他沒說是‘一大損失’，他說的是‘一個損失’，他這個人說話的分寸感很好。”尹韻公笑著補充道。

“社科院有個思想庫、智囊團的功能，到這裡會有一些上面交辦的任務，比如新聞法方面的研究﹔還有一些就是我自己的史學興趣，比如對范長江的研究，真正寫出文章來也是在這15年。搞研究當然是我喜歡的，但並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契合我的興趣，有些也是應景之作。但有些自己不擅長的做了之后也得到了上級的賞識，比如我寫過一個內參，后來胡錦濤、吳邦國、李長春都批了，他們中辦（中共中央辦公廳）有個人告訴我說，一個內參三個常委批，連他們都感到驚訝。”當被問及如何評價自己的學術人生時，尹韻公沉吟片刻道：“仔細想來，這輩子做了幾件有價值的事情吧。可能研究‘赤壁之戰’算一個，敢於向權威挑戰、敢於向既成觀點挑戰，這跟時代分不開，當時正好是三中全會召開以后，講究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所以敢想也敢提。后面重走范長江路線吧，也不算，畢竟是走別人的路，但是對我個人鍛煉很大。再后面應該就是寫明代新聞傳播史，這是裡程碑式的一個。還有就是發現了明代邸報，這是第四個。第五個應該就是關於范長江西北採訪的評價，不是對他一生的評價，是對他西北採訪的評價，這也算還清了一個歷史的真相。第六個應該是對《大公報》與紅軍長征落腳點的考証，究竟是哪個報紙給紅軍提供了信息，過去都說是《大公報》，有的說是《晉陽日報》，這些我都承認它們有貢獻，但是第一個應該是《山西日報》。”